【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谢茂松】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人们对于孔子这句话的理解，往往是说孔子感叹时光流逝，自己不为世所用。这种解释是对孔子人生态度的一种消极性解释，其实圣人孔子这句话既非伤感个人，其态度亦非消极，而是非常积极的。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象，传达的乃是孔子相信中国文明如流水、如大江大河一样永远相续不断。这句话，传达的是孔子对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自信，这是大本大源的文化自信。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今日中国的文化自信从哪里来？毫无疑问是从新时代来，同时也在本源上从孔子代表的中国文明传统而来。孔子对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自信，更集中体现在《论语·为政》中孔子对于弟子子张之问的回答上。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因”按今天的说法就是传承，传承的是礼乐文明背后的“道”，即文化精神、文化价值。如果说“因”是传承，“损益”就是发展，是因时而做调整的时中之道，即《礼记·礼器》所说“礼，时为大”。礼作为制度，行之长久，不可避免地生弊，损益就是因时而对具体制度做出调整，但调整的依据还是礼乐文明背后的文化价值。

孔子从商、周礼乐文明都是对之前文明的继承、发展的这一历史文明逻辑，预言后世继承西周礼乐文明者，不要说三百年后的中国，就是三千年后的中国都是可以预知的。孔子距今两千五百多年，面对弟子子张之问，孔子的回答何以如此自信？三千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可以预知吗？

子张之问两千五百多年后，毛泽东的一段话可以提供答案。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毛泽东对于学习中华民族历史的小学生态度，强调我们要总结、继承从孔子到现代孙中山的珍贵遗产，这不就是孔子所说的“因”与“损益”吗？毛泽东更说到了“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这不就是孔子所说的“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的答案吗？

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秦邦宪、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二卷

针对黄炎培之问，即窑洞之问、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笔者提出一个新说法，即——子张之问的“文明之问”。

“子张之问”乃是文明之问、文明连续性之问、文明传承发展之问，从孔子说的“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到毛泽东说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都是一种无比深厚的文明意识、文明连续性意识，是文明史的大历史观，这也是中国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所独有的。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弟子子张之问的“文明之问”以及孔子之答，恰好是针对今天中华文明的走向、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新论断从文明史视野来看，正是对子张之问的历史呼应。

黄炎培之问即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与两千五百年前子张之问的文明之问、文明连续性之问形成历史对话与内在张力。中国历史上王朝有兴衰，但中国文明却在历史上能一次次经受内外各种挑战、冲击而始终能衰而复兴、剥极而复，保持文明连续性，并在传承的基础上做出因革损益而创新发展，历久弥新，始终保持文明创造的生机、活力。

中国文明之连续性，乃是“道”即文化价值、文化精神的连续，乃是德性文明的连续，即德性政治、德性社会的连续，即《礼记·大传》所说“亲亲”、“尊尊”等礼乐文明背后不可变的文化价值观。

“亲亲”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族、宗族、家庭为基础社会单元，强调孝的文化价值观。“尊尊”就是中国传统政治以“设官分职，任贤使能”的贤能政治、士大夫官僚政治为政治支撑，强调“忠”，即忠于国家、朝廷，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天下共同体意识，强调修己治人的内圣外王之道。

中国古代在世界史上最具社会向上流动性，士通过科举考试，从占中国古代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最大人口的农民中产生，所谓“耕读传家”，政治与社会高度融合。德性政治、德性社会及其二者的高度融合，是中国文明保持连续性的奥秘所在。

黄炎培的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乃是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入侵后，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脉络下才会产生的现代问题。中国古代的王朝较之欧洲中世纪各王国为期都更长，政治上都更加先进、稳定。近代中国第一次落后于西方，才有古今中西之争以及在古今中西之争下的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

孔子对于弟子子张之问的回答，就是文明论的回答，针对的是中国文明的继承、发展、创新的根本问题。西周文明是对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的集大成。一世为三十年，百世为三千年，孔子距今两千五百多年，孔子之所以自信地说出百世可知，正在于中国文明的连续，在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的连续，也就是“道”与“道统”的连续，即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意识的连续。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往上由商代礼乐文明对于夏代礼乐文明的继承发展创新来理解商代，再立足于当下，看其置身的周代对于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集大成来深刻理解周代礼乐文明，进而往后展望、预知未来三千年中国文明。孔子所说百世之三千年，其实是虚数，不止于三千年，百世代表的是今后世世代代的中国。

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时跟毛泽东说到：“我活了六十多年了，那些听来的就不说了，就我亲眼瞧见的，真就像古人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管是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团体、一个地方，哪怕是一个国家，好多好多单位啊，都没能逃脱这周期律的摆布。刚开头的时候呢，大家都聚精会神的，事事都上心，人人都卖力，可能那时候特别艰难困苦，只能从无数的危险里头去求一条生路。慢慢儿的呢，环境变好了，那股子精气神儿也就慢慢没了。有的呢，是时间长了，人自然而然就犯懒了，从少数人这样发展到多数人，这风气就养成了。这时候啊，就算有再大的力气，也没法改变，也没法补救了。还有的呢，是地盘一点点扩大了，这扩大呢，有的是自然发展的，有的是被功业心驱使着，硬要发展，等到干部人才渐渐不够用了，应付起来困难的时候，环境反而更复杂了，管理能力也就越来越弱了。一部历史啊，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还有‘求荣取辱’的，反正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律。……中共的各位同志，从过去到现在，我也多少了解一些。就盼着能找出条新道儿，跳出这周期律的控制。”

针对黄炎培之问，毛泽东的回答是：“咱们已经寻到了新法子，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新法子呢，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松垮垮。人人都负起责来，才不会人没了，政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