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国正变得非常强大。我们能做到的，中国也都能做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威胁”。对于新加坡，我用的词汇是“经济威胁”。无论新加坡能做到什么，中国都能做得更好。我们有科学家，他们有更多的科学家。我们有工程师，他们有更多的工程师。制造业、半导体，我们曾经搞过，现在他们能做得更好。电信、5G，他们遥遥领先。

所以，如果中国真被当作“威胁”的话，作为前总理，我担心的是新加坡的繁荣。我的结论是，一个富裕的邻居总要好过一个穷邻居。在我任职期间，我只需要养活600万人，让他们有工作。如果中国的14亿人口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中产和富裕阶层，那新加坡就能更简单地与一个富裕国家做生意。

中国-新加坡 苏州工业园区   图自“视觉中国”

我并不是要全盘否认美国所说的不公平贸易规则问题。中国自己是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WTO的。中国将站在创新和知识产权的最前沿，它必须保护知识产权，否则知识产权会被其他国家窃取。这些都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我在北京的演讲提到了缺乏战略互信，所以问题是，我们怎样让人们建立起这种信任。

我在听威廉·欧文斯发言时，理解你有多困难、多矛盾。美国必须为战争做准备，而战争是大灾难，没有人真的想开战。你不可能赢得一场战争，因为无辜的生命将失去，经济将被摧毁，国家将被征服。我非常尊重你的态度，即我们必须为战争做准备，但我们不想要战争。

美国能改变中国吗？我认为在某些方面是可以的，而且中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做出改变，并实行改革。但是，改变政府体制是不可能的。中国不仅有共产党制度的政府，还有具有某种文明形式的政府。你改变它，权且称作有美国特色的中国治理吧，这种制度中的有些部分将来中国能够学习。但要变成一人一票的制度，我认为至少未来一个世纪在中国都不会发生，或许永远都不会。可能某些地区允许这样做，但不会是全国性的。

实际上，由于我所在的政党——人民行动党在一次次选举中都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中国曾经派人到新加坡来学习我们的制度。对我的党来说，任何少于60%的支持率都会被当成失败。中国利用这种模式进行选举，也有可能一次又一次地获胜。

2011年我们遇到过一次挫折，得票率从65%降到60%。中国官员来研究人民行动党将如何作出反应，夺回这些选票。在我看来，这表明中国知道，在许多领域必须允许有投票的自由。事实上，中国开始允许在县和村一级选举自己的领导干部。但当中国官员研究欧美自由民主国家的问题，他们的民主实验就没有继续向上推广。他们需要的一种体制，就好像天主教会，你来选出本地的牧师，由他们选出自己的主教，再由一小群主教选出教皇。则教皇则任命主教。在美国你不能这样做，这是一种不同的文化和制度。

国家应该有民主。在每个国家，人人都有权利行使民主。而在世界范围内，每个国家都必须行使其政府形式所赋予的权利。之后，你要用一些标准来评判你的体制，比如法治、对待人民的方式、是否能使经济增长并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些客观标准，可以由对本国人民来说最佳形式的政府来践行。

缓和的声音

因此，我回到我所讲的第一点，如何避免走向灾难，也就是要有“缓和的声音”。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说出来。不是站在中国一边，或者站在美国一边，而是要站在原则一边，为了法治，为了大国小国都享有平等权利的多边贸易秩序。我希望做的是，在所有国家之间建立信任和理解，而不仅仅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因为我还想到中国与日本，韩国与朝鲜。信任和理解非常重要。这就是“缓和的声音”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