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爆发工业革命，不是因为什么优秀政治制度

阿西莫格鲁认为，大英帝国是因为先建立了优秀的政治制度而导致了后来的经济繁荣。而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是这么反驳的：

“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根本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所谓包容性民主制度才能促进经济繁荣，不是亚当·斯密强调的东西，是二战以后美国学者提出来忽悠别的国家的。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和“自由贸易”也不是英国当年开启工业革命的原因，而是大英帝国在用贸易保护和产业政策崛起并取代荷兰成为制造业领头羊之后，用来忽悠其它落后国家的，美国和德国当年都没有上当（参见汉密尔顿的美国制造计划）。英国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但当时的英国根本不是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

让我引用著名美国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所说的：

"在工业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当时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伍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 

英国是在这样一种糟糕的制度状况下开启工业化的，而不是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讲的那种包容性理想制度。

所以，一定要好好读真实的美西方工业化历史，而不是黑板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所想象和描述的“历史”。

经济学不仅要用来解释世界，更要用来改造世界

英国经济学家科斯去世之前讲了一句话很重要：

“如果不以一套先入为主的固定方法来研究经济理论和中国经历的市场经济实践，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会有一个独特的机会在促进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一任务和挑战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之后变得更加紧迫；以至于下一位亚当·斯密很可能是一个中国人。”

罗纳德·科斯（1910-2013），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我们都知道林毅夫与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争论，如杨小凯、张维迎教授，林毅夫老师的看法经常跟他们的截然不同，但是今天看来是更加站得住脚的。

比如杨小凯特别强调后发劣势——在他看来，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很多东西都需要模仿西方，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这样做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这就是后发劣势。

而林老师则强调后发优势，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和自身比较优势，通过加入世界市场和引进外资的方式，来加速经济发展与技术变迁，由此倒逼内生性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与管理建设，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

杨小凯认为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后发国家日本也是靠老老实实学资本主义制度成了工业大国，因此中国要利用后发优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言下之意，发展中国家就是要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开启经济的繁荣。

刚才我引用了历史学家的原话，英国不是因为政治制度、良好的法治与产权保护而开启工业革命，而是因为马克思指出的以及别的被我们忽视的东西才诞生经济奇迹。

我们忽视了什么？十九世纪深入研究英国工业化秘诀的著名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说过：

“有人以为英国的勃然兴起与不断进步……，根本原因是人民所享有的宪政自由，那么他们可以看一看亨利八世与伊丽莎白是怎样对待他们的议会的。在都铎王室的统治下，英国的宪政自由又在哪里？在那个时候，德国和意大利各城市却享有比英国多得多的个人自由。”

李斯特认为，英国崛起的秘诀在于英国长期制定和执行的产业政策：

“英国人所签订的一切商业条约总不脱离一个倾向，要在有条约关系的一切国家扩展他们工业品的销路，给与对方的表面利益则在农产品与原料方面。他们在这些国家随时随地所努力的是用廉价物品与长期贷款手段，摧毁这些国家的工业。”

“英国一旦掌握了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就锲而不舍，给与密切的注意和照顾，经几个世纪而不倦，就像保护幼苗那样地小心周到，然后打开国门击垮竞争对手。”

正如英国国会议员亨利-布鲁阿姆（也是著名的博爱主义者、世界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布鲁阿姆勋爵）1815年的叫嚣所公开承认的：

“为了把外国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中，英国制成品出口即使蒙受损失也值得。”

林毅夫讲制度是内生的，是国家要根据自身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状况而创设的。同时林毅夫还强调产业政策的重要性，他说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当年不是靠产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虽然并非任何产业政策都是正确的。张维迎教授则认为，产业政策都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应该一概取缔。

即便是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了林毅夫的观点是更加正确的，但是他在国内经济学界仍然还是少数派——现在新结构经济学已经推广到这种程度，他仍然还是少数派。经济学界对林老师的理论仍然是严重低估的，就像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对中国的低估一样。

最后，我换一个角度谈一点。林毅夫老师经常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林毅夫实际上在中国第一个创立了“经济工程学”——新结构经济学，这门学科只能在实践中去学。

林毅夫认为好的经济学理论不能仅仅是以某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关键是它是否具备改造世界的能力。那么多非洲国家的领袖愿意到中国来请教林毅夫，而不是其他人，当然是因为认识到林老师的产业政策理论可以帮助他们脱贫，而华盛顿共识和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并没有让他们摆脱贫困。

像阿西莫格鲁的新制度经济学、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林老师说他们的理论听起来在逻辑上都很自洽，还可以做成数学模型，但是不能改造世界，一旦被强加在发展中国家头上，就导致这些国家发展的失败与停止。

因此，我认为在看待《中国的奇迹》和新结构经济学的时候，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林毅夫提出了一门“经济工程学”，它告诉你怎么操作去改造世界。这就是林老师一直强调的，经济学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

我的时间用完了。谢谢大家！

[1]D. McCloskey, Bourgeois Dignity: Why Economics Can't Explain the Modern Worl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322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3]Stephen R. Bown, 2010, 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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