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引用几段历史学家的话，就可以看出来。前几天，我有幸在复旦大学碰到剑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约翰·邓恩，他讲过这样一段话：

“在我看来，那种认为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是因为采取了某种政治制度带来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

阿西莫格鲁与其他两位合作者2001年的文章和《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发表以后，林毅夫是国内最早批评他们观点的。

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问题是误读历史。我也长期批评新制度经济学，因为它把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在欧洲工业化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搞倒了。但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原因是国内搞经济学的人不读欧美工业化历史。而在西方历史学家们的眼里，如果他们被迫关注阿西莫格鲁的话，他们都会说阿西莫格鲁把历史搞错了。

但是美西方经济学界几乎一致赞扬阿西莫格鲁，因为西方多数经济学家早已经不读历史，尤其是不了解西方工业化历史，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出于同样原因，前苏联的市场化改革在美国顶级经济学家的指导下失败了，因为这些经济学家根本不懂得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是如何在西方国家的国家力量主导下演化发育出来的。林毅夫指出：

“参与前苏联、东欧改革的经济学大师萨克斯（Jeffry Sachs）、费雪（Stanley Fisher）、布兰洽德（Oliver Blanchard）、斯莱夫（Andrei Shleifer）、维希尼（Bobert Vishiny）、登布胥（Rudiger Dornbusch）、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拉亚德（Richard Layard）和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等哈佛、MIT的教授，都称得上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许多前沿理论都是他们研究和发展出来的。但他们为什么无法预测、解释推行‘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困境？又为什么不看好中国的经济转型呢？”

这些大师们，包括阿西莫格鲁，他们关于现实世界工业经济究竟是如何运行的理解，存在巨大盲区和巨大偏差，但是却被我们国内经济学界顶礼膜拜。

林毅夫还指出:

“除了这些经济学家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计划经济形成的原因以及经济系统转型的实质问题的认识不够外，还在于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在分析转型问题上存在着先天缺陷。”

新古典的先天缺陷是林老师最早意识到的，而他却是芝加哥大学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说明他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时候是真正具备批判精神的。

林毅夫之问

我从林老师的书籍和文章中归纳出以下三个“林毅夫之问”：

第一，为什么那些成功从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比如战后四小龙），都是当初被认为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国家？比如曾经处于高速发展期的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等经济体，都是长期被西方批评且被认为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

第二，为什么那些当年被国际组织认可的市场经济的“优等生”，都没有成功？比如乌克兰、南斯拉夫、俄罗斯等等，还有很多拉美、非洲国家。

第三，为什么从改革开放伊始，天天受到主流经济学家批评的中国，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2019年3月27日，林毅夫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发言。东方IC

至今为止，我们国内著名经济学家中有人试图去回答这几个“林毅夫之问”吗？国内很少有人把精力放在这上面，但是我认为这都是可以出诺贝尔奖成果的好问题。

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合作者们的数学与计量经济学技术很高超，但是没有什么大思想，有价值的部分都是前人早已说过的，包括诺斯和马克思。比如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对于西方成为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极端重要性，言下之意是，西方国家对资产阶级的包容是西方崛起的关键：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
“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整个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军国主义式的’商业战争。”
“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2]

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布朗说过：

“自从1600年代早期到1800年代晚期，军事化的垄断贸易公司就一直是欧洲殖民扩张的马前卒和工具。他们占领和控制广大的土地和当地人民，在其商业的成功和暴利背后，体现的是各种各样的国家军事和政府的功能和威力。赋予这些商人和公司对殖民贸易的垄断权力（包括军事权力），是支付这些国家天文数字的殖民开拓和战争赤字的廉价方式……”[3]

但是阿西莫格鲁试图有所创新的地方，却是如麦克洛斯基说的充满谬误和对历史的误读。为什么我们国内这么崇拜阿西莫格鲁？因为我们不读西方历史，尤其是西方近代工业化历史。我们只跟着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和媒体走，这是巨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