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您提出的观点确实很新颖。实际近年来，中国的影响力在东南亚确实日益增强。上次在吉隆坡元宵节会面时，我就注意到酒店大堂旁新开了淄博烧烤，对面就是小肥羊。马来西亚的政府人员告诉我，当地中餐馆已从过去的1000多家激增至2万多家，中国品牌随处可见，这些都无形中塑造着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引出了我的新问题：中国产业、企业的“内卷”现象在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同时，是否也将这种竞争压力传导到了海外。作为海外华人你有担心吗？有感觉到威胁吗？有感觉到这种“卷”对您的一种紧逼感甚至是压迫或者忧患吗？怎么样解决这种卷？

翁诗杰：您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事实上，这种“内卷”已蔓延到马来西亚，不仅体现在中国餐饮业的抢滩登陆,当地人的担忧情绪也是真实存在的。更何况现在还有不少“跑单帮”的个体从业者。

“跑单帮”是什么意思？就是不以公司形式进入马来西亚，而是以游客的身份在马来西亚短期逗留3、5个月，从事摄影、网站设计、视频制作等工作这部分人群，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竞争模式带到了马来西亚，这让很多人感到难以招架。

我个人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即便不是中国企业，也会有其他国家的企业来抢占市场。关键在于我们自身要有竞争力，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我们不具备竞争实力，面对任何外来竞争者都会处于劣势。

现在我更关心的是，这种情况可能被某些人利用作为借口。不要忘记，在任何社会，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拥有庞大华人社群的社会，总有一些见缝插针的人——包括部分对中国怀有敌意的华人群体。他们可能会借此煽动反华情绪，这是需要引以为戒的。

我更想看到的是，更多大陆的企业进入马来西亚后，能够和我们当地的一些企业合作，这就等于我们能够看到更多中马合作体。至少能够减缓这些人的反华情绪，或者没有这么多的口实让他挑拨离间，这是很重要的。

马来西亚街头随处可见中国消费品牌 霞光社

王文：今天在场的观众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尽管中国与东盟合作、东亚崛起等趋势已十分明朗，但未来的中国究竟会是怎样，国际上很少有人真正研究这个问题，更多是将其简单归类为“威胁”或“崩溃”等片面观点。虽然中国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2035年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具体内涵仍有待深入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展开更多思考。

翁老师，作为知名的海外华人学者，您如何看待2035年和2050年的中国？届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又将如何发展？

翁诗杰：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曾做过较为深入、尽可能客观的探讨。就是不以我作为华人的身份观察，华人在某种程度上会有感情因素。我的观察是：首先必须承认，当前包括东南亚邻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即便与中国保持友好经贸关系，内心仍存有疑虑。

这种疑虑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刚才我所说的国际媒体，尤其是美西方媒体影响。他真的认为“国强必霸”，尤其看到中国国力军力持续增长时更是如此。南海问题等热点议题更成为这种担忧的佐证。

有些国家有这样的担忧，假如强国不愿承担国际领导责任，国际秩序将何去何从？很多人都在忧虑这个问题。更复杂的是，面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水资源危机等全球性挑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领导力量。虽然中国已在多边合作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常受西方国家以“泛安全化”为由的干扰。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国需要更清晰地阐释“国强不称霸”的发展模式——因为许多国家仍深陷“国强必霸”的认知窠臼，在他们的意识里国强必霸。

但中国也需要理解这些国家的担忧，因为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很多“全球南方”国家，过去都是被殖民国家。他们既明白依赖美国不现实，又渴望有大国提供“保护伞”。这种心态源于殖民历史造成的安全焦虑。中国需要多角度阐释“不称霸”理念，帮助国际社会建立新的认知框架——毕竟，许多国家对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也心知肚明，知道那只是心理安慰。

王文：最后请教您：如果中国要有全球领导力，您认为，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全球领导的方式，当然有别于美国，中国版的领导力应该是什么样的？所谓的“王道”应该是什么样的？

翁诗杰：我稍微作点补充。刚才您说的周边国家，现在和中国友好的国家可能对“国强不称霸”存有疑虑或者不相信。与其说不相信，倒不如说到今天为止，在他们的记忆里还没有看到哪一种模式真正让他们安心。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最主要还是在认知上。我们必须承认，在认知战上，西方国家可谓无孔不入。相比下，我们亚洲人包括中国人可能做的就不是这么积极。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回到刚才你提出的问题，中国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中，全球安全倡议（GSI）常被认为最具挑战性。因为人们往往将“安全”简单等同于军事结盟、军事基地等传统概念，但我认为GSI可以另辟蹊径。目前这些国家，一方面并不相信美国能够真正地保护他们，但另一方面，又潜意识渴望安全保障。与其陷入这种胶着状态，倒不如通过GSI聚焦非传统安全议题——如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跨境恐怖主义等，这些领域大有可为。

中方有没有做呢？有。但我认为需要考虑东盟十国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考量。在这种情况下，就回到刚才我所说的，中国不如选择采取“小多边”的合作模式。即在某个议题上，先与准备就绪的东盟国家开展合作，持观望态度的国家可后续加入。这种灵活务实的做法，既尊重各国差异，又能推动合作机制常态化发展。我认为，这才是切实可行的路径，也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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