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偏差已非单纯“误解”，而是思维定势下的“选择性失明”。”

“中国应该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真正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

近日，在人大重阳·明德战略对话上，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现任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会长、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诗杰在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的对话中，表达了他对当前西方国家对中国认知偏差的担忧，呼吁国际社会应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中国的发展，摒弃偏见和傲慢，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同时强调，只有通过加强民间交往，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才能为双方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本文根据现场对话整理而成，供读者参考。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与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现任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会长、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诗杰（ONG Tee Keat）就“全球权力格局与东亚发展未来”的话题展开对话。

王文：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的明德战略对话第十八场活动。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一位重要的嘉宾——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翁诗杰先生。

今天的明德战略对话颇为有趣。我们选择谈论的话题——“全球权力格局与东亚发展未来”，超越了双边或区域范畴，直指世界秩序的演变。

翁先生自淡出政坛后，始终活跃于智库研究领域，现任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会长、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作为马来西亚资深学者频繁往来于中国与世界之间。据我所知，您几乎每年都要多次访华，在国际舞台上也极具影响力。因此，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近年来，您通过频繁的跨国观察，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互动有何深刻体会？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翁诗杰：感谢在座各位及王文院长的介绍。很荣幸能以中文与各位交流。作为海外华人，我的中文发音与遣词造句或有不足之处，还望各位包涵。

我想从个人经历谈起。我与中国的交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已逾三十年。那时正值马来西亚政府放宽访华限制之际，借此东风回到我的祖籍地。1992年，我以游客身份初访中国，彼时改革开放正在探索中前行。1993年，我首次回到祖籍地海南文昌。

回溯这段历程，我所见证的变迁可谓天翻地覆。即便在1990年代，中国的城乡生活已经出现显著改善。记得当时询问家乡兄长的生活境况，他朴实的回答令我动容：“现在可好了，都有饭吃。”这句话听起来稀松平常，但对我来说，我明白其中各种的滋味。

从当年我回到农村看到的沙尘滚滚，到今天我看到的公路几乎能够直达每一村甚至是每一户。这是在海南文昌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宏观视角下，我们看到了更大的飞跃。过去我们说中国是巨大的世界工厂，但今天我们看到了中国正在引领世界的尖端科技，今天的中国不会像过去一样，连一根火柴、一个螺丝钉都没有办法生产。虽然我小时候是在南洋、在马来西亚长大，但在听我父亲说起过去的点点滴滴时，却仍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上述都是我一些简单的分享。

王文：确实如此。尽管我比您年纪稍轻，但对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发展变迁，尤其是您提到的1992年首次返乡后的巨大变化，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着深刻共鸣。我深切体会到我们这代人的特殊境遇：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中国人，是被中国飞速发展产生的正向力量快速推向了中国和世界交往的最前沿，去直面文明、文化、国家等等方面的接触与交流，合作、竞争与对抗。

基于此，我想请教您第二个问题：在这种跨文明的对话中，中外认知的不对称性日益凸显，甚至是出现一定的冲突。您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国存在哪些误解？面对这些误解与冲突，中国应当如何看待处理？

翁诗杰：严格而言，将当前中西方的认知差异简单界定为“误解”并不完全准确。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二十余年间，中国与全球体系、特别是西方世界经历了必然的磨合过程，其间产生的不对称性乃至摩擦实属正常发展规律。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经过如此长期的互动、调整与适应，若美西方世界仍固守既定认知框架，持续以静态视角解读中国的发展演进，这种现象已非“误解”所能解释。

实质上，这是一种认知层面的“选择性失明”——当观察者预先设定认知结论，便会本能地过滤与其预设相悖的客观事实。在这种思维定式下，无论中国的行为模式如何演进，都会被强行纳入既有的解释体系。这种脱离客观现实的认知惰性，恰如中国谚语所喻：“装睡的人唤不醒”。

另一方面，中国也非常努力地让自己和世界——我不敢说“接轨”，接轨是有语病的，更准确的说法是和世界能够互通款曲，互通有无。中国想尽办法将自己的想法论述翻译成英文，让外界能够进一步了解中国。这方面的努力我是看到了的。当然，纯粹依靠翻译，对不起，我个人认为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但总比完全没有来得好。

在此背景下，当前如果真的有所谓认知上的差异，一种是西方的固有傲慢，另一种是西方试图从他所看到的翻译的译文、论述中来了解中国。我自己身处马来西亚，当然经历过这样一种日子，我们是先学好自己的语文，那是中文，然后再学了其他的语言，这个过程当中少不了要靠翻译。但翻译是这样，字面上的翻译、直译甚至是意译，最终还是不能够完完全全地让对方掌握到你文化的精髓。

其实很多时候，翻译工作即便臻于至善，仍存在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尤其是人文这种很细腻的内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东南亚华人，我深切体会到：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人文，某些在本土耳熟能详的文化元素，移植到中国大陆的语境就可能令人费解。这种文化隔阂在同文同种的华人世界尚且存在，遑论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转译。

情景音画《风情东南亚》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上演，促进中国东盟文化交流。中新社发 涂丽莎摄

王文：您实际上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当前正处于“将强未强”的微妙阶段。一方面，国际社会已经充分感受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实力与影响力；另一方面，这种实力尚未转化为让他们欣然接受的领导力。这正是当前诸多冲突产生的深层原因。再过10年、20年，中国真正强大了，那他们就接受了，而现在“将强未强”的现状，就导致像您刚才说的“装睡”的人的出现。

所以，下一个问题我想向您请教，您认为现在全球的权力格局、实力格局、结构到底处怎样的一种现状？是G0、G2、G3还是G7，或者G20，或者我以前提了一个词叫“Gn”，就是有n个行为主体都在从事着国际上的相关互动结构。在您看来，世界的格局是什么样的？

翁诗杰：在回答您的问题前，我想稍作补充。当我说西方列强、西方国家在“装睡”时，我的意思是他们并非真的看不清现实，而是早已对中国形成了既定看法——他们原本认为中国会任由他们拿捏，并最终按照他们的剧本演变，比如在制度上发生根本性改变。然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一切并未如他们所愿演变成他们预设的模式，这种期望的落空导致了西方强烈的反弹，这一点我们有目共睹。

您刚才提到G20、G7、G2等概念，其中“G2”让我想起奥巴马时期的提法。所谓的“中美共识”其实是美方提出的，而当时中国更倾向于与发展中国家，或“全球南方”站在一起，比如G77集团。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现实和中国的国力，当时中国所做的决定与选择完全可以理解。

回到今天，您提到“Gn”，而事实上，当今世界确实已进入多极化的世界。在这个多极体系中，我们看到不同板块、不同规模的集团既合作又竞争，这与过去“谁当老大、谁掌握话语权”的单极思维截然不同。如今，许多中等强国崛起，它们通过经济一体化等方式组成各种联盟，无论是小多边还是更大范围的合作机制。这些联盟正以实际成果证明它们的决策是正确的。

此外，在当前形势下，除了传统的多边合作，我认为“小多边”也值得关注。虽然美国常将“小多边”用于军事结盟，但这一模式同样可以用于积极的领域。事实上，中国已有成功案例，比如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小多边合作模式。类似的做法不妨多尝试，以灵活应对复杂国际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