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一方面，对台政策从早年“比照外资”逆转为“同等待遇”的主因就在于，通过此种方略尽可能弱化对台湾民众的身份识别，强化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另一方面，单向度惠台的政策效果需要检讨。就此，来自台海两岸的两份调研结果，皆可说明这一现实。“尽管各项优惠政策受到台胞的普遍欢迎，但台胞也坦言，他们愿意到大陆来发展和生活的根本原因，是看好大陆的市场和发展前景，但这种市场应该是综合性的、全方位的，而非是仅针对台胞的……因此，今后的对台政策应着重于同等待遇的推行而非优惠政策的层出不穷，应致力于市场规范、营商环境、依法治国等的全方位提升，而非仅仅是吸引台胞登陆的权宜之计的推行”。

“种种迹象皆表明过去的对台交流与让利政策，不仅无助于改变台湾人的‘天然独’认同，对于拉拢、利诱台湾人支持两岸迈向进一步融合、统一的效果亦十分有限”。概言之，无条件的让利非但无法“反独促统”，反而有可能造就“养独灭统”的相反效果。

愈加深入且细致化的地方性“惠台”举措

事实上，在眼下两岸“兵凶战危”的舆论环境下，“两岸融合发展”的讨论热度远不如“武统”吸引眼球。自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以来，大陆秉持的就是以和平统一的“道”为整体基调，并辅之通过“惠台”以“促统”的“策”，以及以“反独”“打独”为主要抓手的“术”予以拱卫的三角型政策模式。秉承这一精神，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我们以最大诚意寻求和平统一的目标，但并不排除动用武力的可能，并保留实施其他必要行动的选项。

这就是说，对台工作从来都是一个兼顾文武的系统性工程。特别是台湾民意愈发倾向于永远维持现状的情势下，更是如此。过往诸多严酷的现实已证明，单向度的怀柔和恩惠难以实现对岸民心的主动回归，反而会助长“不武不独不统”式的“暗独”。

鉴此，两岸融合之策未来需要做到“两手都要硬”式的“刚柔相济”，必须看清、抓准并依托台湾民意的整体倾向，以某种程度的“条件化”“期限化”为基础，让他们真切地感受与体悟到，唯有逐渐接受“终极统一的现实”，他们才会有未来。也就是说，唯有“文”“武”两策如此相反相成、相互依托，“两岸融合发展”才能真正达致所期许的“促进统一”之政策效果，才可真正为台湾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铸牢提供坚实基础。

（三）揭批独立史观与强化法律战能力

首先，通过司法或立法形式反制“文化台独”，增进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感。除了既有研究对台湾流行的“独立史观”从学术层面进行深入揭批之外，亦可从司法和立法两个层面进行“阻遏”。

一方面，可通过司法手段追究鼓吹、推动“台独史观”人士的法律责任，以加大反制力度。2026年1月7日，国务院台办将台湾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郑英耀列为“台独”顽固分子，依法实施制裁惩戒，而此人被制裁的理由便是大肆鼓吹谋“独”挑衅言论，组织编纂“台独”教材，毒害岛内青少年，阻挠两岸教育交流合作。这一举措无疑发挥了很好的震慑效应，未来可将惩戒范围进一步扩大，将现在甚至以往积极鼓吹“台独”史观的“学术政客”一并囊括。

另一方面，可通过立法或法规形式反击台湾当局的“文化台独”谬论，以增进台湾民众的民族、文化和情感认同，促进两岸深度融合发展。

就此，2024年10月1日正式施行的《福建省闽台关系档案保护条例》可谓开创先河的积极举措。这部条例具有两个鲜明特征：

其一，从闽台关系档案的特殊重要性出发，扩大两岸历史档案的立法保护范围，包括两岸族谱、家书、日记、口述记录、民间信俗文化等皆被纳入保护范畴，用历史证据来正本清源，最大限度地保护两岸民间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血脉记忆；

其二，加大收集力度，不仅是面向国有档案馆和博物馆等机构，也鼓励民间收藏机构、港澳台民众、海外侨胞通过捐赠、收集等方式参与保护利用。这部堪称中国大陆首部文化领域反制“台独”的专项地方性法规，立法目的就在于用正确的中华史观批驳“台独史观”，用中华文化匡正“台湾多元文化”，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解“台湾主体意识”，“最终实现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未来，对此做法，各相关省份完全可以效法，以求达致一种集成效应，为“文化反独”提供充足的法律支撑。

其次，立足于当下情势的改变，更新或重新出台遏制“台独”“港独”之基本立法。

一方面，对于台湾地区而言，《维护国家统一法》应尽快出台。鉴于《反分裂国家法》仅针对三种极端严重的“法理台独”情形，对于当前岛内的“渐进台独”个体行为没有任何约束效果。因此，未来应当出台《维护国家统一法》以对两岸和平发展时期的反“独”措施进行规定。立法重点在于，针对“渐进台独”与“迫害统派”两类典型个体行为进行系统性分类，以不完全列举的方式规定罪行的行为模式和构成条件，并设立兜底条款。

另一方面，对于香港地区而言，继续深入完善香港国安立法。主要针对“明刀明枪”损害国家安全行为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颁行以来，虽大规模的暴乱在可见之将来已经不具备条件，但在“黑暴”溃败，反中乱港势力全面退出立法会后，反华势力的对港策略，已经转变为“信息战”“渗透战”及“意识形态战”，各种由域外资金支持的所谓NGO、网媒以及各种卫星组织将会大量在香港成立，这些将成为香港未来在维护国安上需要面对的最大风险。揆诸既有的国际形势，未来香港可借鉴2023年英国《在线安全法案》与新加坡2021年《防止外来干预法》为因应诸多针对非传统安全的“暗箭”而未雨绸缪。

最后，强化法律能力建设，掌握国际法斗争的主动权。在港台问题上，美西方正在从国内法到国际法织密法之网，对此要进一步加强完善国内法的立法与执法。

一方面，通过外交对话，捍卫联合国2758号决议，坚守“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加强将“一个中国原则”与国际法法源相联结，充分意识到到维护和塑造国家统一大势是涉外法律体系建设中的基本目标；与此同时，通过在制定《反分裂国家法》《海警法》《海上交通安全法》《反间谍法》等过程中的立法管辖权铺陈，为台湾主权的逐步“治权化”提供更为坚实的国内法支撑。

另一方面，2024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以及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已为隔海侦办台独活动并定罪，铺平了法律道路。未来可从文本意义上的“立法管辖”开始逐渐落实到具体的“执行管辖”，积极拓展惩“独”的管辖面向。

当前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逐年增强，与许多国家均有建立司法合作机制，当前大陆虽然无法直接对台湾地区开展直接性的司法管辖措施，但可以透过与其他友好国家在刑事惩“独”领域进行合作，形成国际惩“独”战略框架，对在国外的“台独”顽固分子进行调查、抓捕、引渡和审判，以延伸对台长臂管辖的打击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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