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边境调研第三天（元月廿日）勐堆乡帮东村→南伞镇刺树丫口边境联防所

继续在镇康县访谈式调研。上午一个多小时山路，到勐堆乡帮东村调研跨境新娘问题，中午简单参访“戍边馆”后，下午又赶到南伞镇刺树丫口边境联防所继续做对比式访谈，事后与该县涉缅的八个党政部门领导进行座谈。晚上与团队成员复盘完后，已近十点，又是疲累但收获满满的一天。

果敢问题追根溯源可归咎于英殖民者的历史遗产。以往对此只有模糊的认知，然而站在刺树丫口边境联防所的眺望塔近观同盟军的首府老街，此等认知获得了最为直观的确证。这个联防所应是整个中缅边境最能直观看到果敢同盟军首府老街之所在。与滇西大多数的县城设置区域类似，镇康县治所在地南伞镇与果敢特区首府所在地老街，作为一个自然地理单位的两块被并排“置于”一个统一的“坝地”（傣语中的“勐”也是类似意思）之中。

事实上，如此“极边”的地理构造，直接造就了果敢的政治变动可瞬间影响到咫尺之遥的镇康：对面政局稳定时，可创造最大限度的边贸集成效益；然而一旦陷入战乱，则必然承受强大的边控压力，经济上更会蒙受池鱼之灾。

典型体现是，这个联防所侧对面的缅军南天门要塞（亦是1027事件中同盟军重点攻坚对象）。之所以缅军要在2000多米高的南天门山上精心构建这个要塞并重兵把守，源于这个要塞所承载的重大战略价值：可凭居高临下之势以密集子母弹炮火封锁整个老街全城，产生某种不言自明的威慑效果。

站在瞭望平台上近观不远处曾无比繁华，但在同盟军“解放”果敢之后迅速被捣毁的“四大家族”的电诈园区，不胜感慨。最直接的感受是，区域国别研究甚至很多社科研究，真的需要来到现场、现实感知，只有此等亲临其境的现实感，才可能使得所做的研究更深刻、更丰满，且更可掷地有声。

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一书中的根本立场是“自然生态直接形塑地方政治”。当年的淮北地区是如此，当下的缅北地区仍是如此。对于这一区域的割据政权而言，在自然生态相当恶劣的情势下，必须要先解决如何养兵的核心问题。早年的种毒、贩毒以及晚近以来的“电诈”，都是基于此等财政层面的考量。

事实上，相较于缅北的其他三大势力（克钦、佤邦与勐拉），过去近20年，果敢地区可谓命运多舛，几经政局轮换，给滇西的边境防控造成了最大的压力。1027事件的发生，初步意味着果敢地区暂时告别了“电诈”。然而，告别“电诈”之后的果敢，若然不搞好经济、解决百业凋敝的民生问题，未来很大可能亦会重蹈覆辙，再次陷入战乱状态。

近观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果敢

结合今日调研与既有思考，未来可资努力的方向大体有三：

其一，从杨再良到白所成，果敢领导者连续两次被自己的二把手“背刺”，足以说明这个政权的组织建构是脆弱的。相对而言，临近的佤邦比较稳定。佤邦之所以稳定，主要因为在军阀割据的缅北地区，执政党佤邦联合党有效践行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党政军携同一体。未来果敢地区，若然确保政局长期稳定，或许可以加以效法。

其二，1027事件之前，果敢虽然繁荣，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尚可，但乡村地区却非常糟糕。这说明，电诈产业只给四大家族带来了巨额财物，而木有惠及广大基层果敢民众。未来，除了因地制宜继续推行可堪造就全民“共同富裕”的替代种植经济（甘蔗、烟草、茶叶等）之外，完全可在中方的技术与物质援助之下，系统开发本地区存储量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然后径直出口到整个世界。通过此等方式，最低限度可先稳定住果敢地区千疮百孔的社会民生。只有先活着，才能更好的活着。

明天上午调研南伞口岸，然后中午离开镇康，继续到与佤邦接壤的耿马县深入访谈。

期待新一天的收获，新的风景，新的认知增进。

中缅边境调研第四天（元月廿一日）南伞口岸→孟定清水河口岸→孟定芒团自然村→耿马县产业园区

较之前两日的连轴转，今天算是“中场休息”。虽然此等安排更有利于明后两天的调研，但没有太多收获的感觉令我有些淡淡的失落。深刻的体会是，单纯的参访与听取汇报，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实际意义着实不大。

感性收获有三：

其一，在两个口岸，虽然都是走马观花，但基本了解了军阀割据的缅甸政局给中缅战略新通道带来的核心挑战。特别是1027事件之于中缅边境贸易之影响。

其二，经行从孟定镇到耿马县城的近七八十公里的公路，堪称心目中的绝美路线。2022年印象中曾经走过，过去几年曾多次出现在潜意识中，但一直不知道究竟在何时走过。今天重走这条道路，有一种旧梦重温的美好感觉。

其三，一天都在耿马县调研，这是云南省第一产糖大县。参访耿马工业园区甘蔗产业片区，最大的收获是，基本了然“一根甘蔗，吃干用尽”的全产业链条。而此等全产业链条得以成就，完全得益于科技，科技真的可以改变很多东西！最为深刻地感受到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以及此等以先进科技为典型表征的“新质生产力”给边疆地区所带来的“山乡巨变”。

甘蔗产业园区展示的琳琅满目的甘蔗制品

深度感悟有二：

感悟一：较之东北中蒙、中俄边境乡村因为人口大量流失而引发的“空洞化”，西南中缅边境却似乎并不存在这一问题，至少不会成为一个现实的大问题。经过今天的调研与思考，如此鲜明反差的原因或许主要有三：

其一，西南边境物产相对富足，且边疆少数民族早已形成了世居此地、与世无争的传统；相较而言，中俄、中蒙边境地带不仅自然生态过于恶劣（主要是冻土难以耕种），而且汉族入住、大规模开发的时间相对太短，即便存在一些如鄂伦春、鄂温克之类的人数原本不多的少数民族，也早已汉化，不会产生太多故土难离之感；

其二，东北地区，无论在伪满时代还是共和国前四十年，都站在了工业化的最前线，很多城市以及依托城市的乡村之兴起，源自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以及产业链条的形成，然“成也资源败也资源”，一旦资源枯竭，产业单一化的城市往往难以吸纳足够就业，人口流失便会随之而来。相较而言，西南边陲的全面工业化甚至基础设施建设，大体在最近十多年才进入全面加速阶段，很多地方仍处于方兴未艾的待开发状态，蕴含着强大的发展潜力；

最后，东北地区距离政治与经济中心较近，年轻人群思维更为活跃且市场化，内心更容易践行市场化的行为逻辑；西南边疆的人群，特别是少数民族人群，相对而言仍旧不那么市场化，更为传统，甚至一些内心仍旧抱持着故土难离的农业文明思维。对于他/她们而言，这需要一个心理逐渐适应的过程。

感悟二：在此番调研之前，一直认为，为应付域外疫情外溢而耗费巨资打造的这些铁丝网，伴随着疫情的远去，很大可能与其他抗疫专用的基础设施类似，最终难逃被彻底拆除的命运，然而过去几天的调研，却彻底证明了此种想法的幼稚。疫情之前，中缅很多地方的所谓边界只是短浅的河沟或低矮的屏障，跨越国边境近乎等同于串门，司空平常。

周星驰主演的《九品芝麻官》中的经典台词，“我进去了，我又出来了，怎么样来打我呀”，完全可以作为彼时跨界者的真实写照。根据受访人的反馈，那个时候，贩毒与走私，防不胜防，给边境管控带来了强大压力（公安人员将“三非”人员遣返到果敢的老街，尚未回到自己的驻地之时，被遣返人员可能在简单更换名字后再次跨边入境）。

特别是疫情或彼方陷入战乱时期，为应对“近乎难以设防的边境”，我方边境县市基层政府只能全民皆兵，人海战术。然而，借助于避免域外疫情外溢之考量而因势利导设置的铁丝网，现在却实质性地整体改变了中缅边境的治理样态。

虽然耗费不菲，但长远研判，却是一本万利、回报无穷的战略投资。根据过去两日对多位当地基层干部的访谈，铁丝网设置之后，不仅常态的跨境犯罪案件，例如贩毒、盗窃、越境等（甚至跨境婚姻），都直线下降，而且在此等“物防”与“技防”的 “协同”下，日常边境巡逻的负担成本亦直线下降。

观一斑而窥全豹，对于一项政策绩效的评估，一定不能算“小账”，而需要着眼于长远，算系统的“大账”。设置铁丝网“防疫”，其实也应如此评价。通过此种方式，中缅边境线最终一劳永逸地彻底实现了真正的“闭环”，想来，在实质意义上未尝不是当下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一次实质性跃升。

在中缅边境派出所访谈基层干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