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魏磊杰】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台海问题之症结在于中美关系。这就意味着，研判台海问题，需要侧重于从“三角”与“三边”进行综合研判。

所谓“三角”指的是台湾地区内部、美国内政及中国大陆内政，属于“内部政治”范畴；而“三边”则是中美、美台及两岸关系，属于“外部政治”范畴。外部政治往往只是内部政治的延伸，内部政治实质影响甚至直接决定着外部政治。此等朴素的政治常识，投射到台海问题上仍具有充分的解释力。

2024年至今，台美内部政治的重大变化——民进党再次执政与特朗普的重新上台——无疑给台海问题之未来走向造成了实质性冲击：赖清德这样的候选人当选，等于拥抱“台独”党纲的民进党连续三次得到台湾人民的肯定，如果这种趋势不予制止，回归难度只会越来越大；而在以凶猛的大国交易方式处理完乌克兰问题之后，也不排除特朗普与中国大陆达成一笔涉及台湾地位的大交易。

有鉴于此，在情势发生重大变更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结合业已改变的变量，来对台海问题之未来走向进行与时俱进式的新展望。

一、难以继续“拖”下去的理由

不可否认，无论在当下台湾内部抑或美国本土，甚至整个西方战略观察者包括决策者中，虽然“新现状维持论”都拥有很大市场，但揆诸现有中国大陆、美国以及台湾地区的“三角”与“三边”业已发生的重大变化，我们可以说，展望台海两岸的未来走向，“和”的概率最大，“战”的概率可能居中，而继续“拖”下去的概率则是最小。

一种貌似客观的立场认为，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关键之一在于处理好中美关系。而中美之间的较量类似于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所说的“百年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就像掰手腕、比腕力一样，是一场长期的较量，耐力强的一方才能胜出。

2015年，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撰写的《百年马拉松》出版

所以，中国大陆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最好集中精力克服国内的问题，切勿急着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摊牌，让台湾问题拖累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在东升西降的大趋势下，时间站在我们这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时，台湾问题自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然而，置身于“台独”对岛内民意不断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之中，我们着实很难做出如此乐观期待，固守继续“拖”下去的立场。道理很简单，如整体趋“独”的趋势不予制止，时间久了，就是“他乡变故乡”，台湾势将永远脱离中国母体；更严重的是，如果民进党再“执政”四年甚至“永久执政”，继续协助美国掐住中国大陆的战略咽喉，阻遏“中华复兴”，结果不仅“统一”无望，“中华复兴”也会受到影响。鉴此，我们需要重估“中华复兴”与“统一”的顺序，不能静等“统一”水到渠成；宁可忍受“统一”可确定的短痛，也不要让“中华复兴”承受长痛带来的无尽折磨，及“统一”的不确定性。

二、可能出现“和”的概率分析

既然现状难以继续维系，那么两岸是否可能开战？

根据《反分裂国家法》，有三种采取行动的正当理由：“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此条款，以往观察者的解读大体是：在现状下，三项开战的理由都不存在，冲突和战争可以避免，结论是维持现状最好，否则局面会是灾难性的。这一解读明显建立在两岸不可能谈与中美双方即便谈也很难谈妥，而只能选择“战”或“拖”这一基础之上。

揆诸过去十年三边关系之情势，此等论断可以说具有相当牢固的现实支撑：既然战争是海峡两岸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同时，协商对话又不具有现实可能，那么维持现状就成了在表面上貌似具有正当性，但事实上可能相当无奈的一个选择。

然而，2024年年底，特朗普的二次上台执政，在本文看来，无疑提供了有望打破这一政治“僵局”的诸多空间，使得中美之间通过协商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成功机率变得更大。就此等预判，可从下述几个内在相互勾连且彼此互动的层面加以证成。

特朗普（中）1月20日由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主持，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

其一，特朗普是一个非典型的美国总统，在美国政治史上百年不遇。他的崛起打破了美国政治几乎所有常规。他高喊“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但自己却是最不美国化的总统。特朗普丝毫不拘泥于美国的立国理念、道德标准等意识形态思维的束缚，也不受维护国际原则承诺的约束。

特朗普2.0的外交思维和行为，比起1.0阶段，显得更加怪诞、多变、难以预测、缺乏自洽，但其中唯一不变的核心内涵却是以利益而非原则为基准。在唐纳德·特朗普的世界里，一切似乎都有其价格。特朗普主政的美国如今关注的是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之争。这个最新发展显示，跟美国打交道会越来越像是做买卖。这大概率意味着，在特朗普2.0时代，中美关系的上行空间将受到制约，但下行空间却存在无限可能。

这或许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契机。对中国而言，较之传统的美国政客，一个不拘泥意识形态，更可能打破常规的美国总统，或许更容易周旋。

其二，相较于行政部门，美国国会在台湾问题上立场更统一，支持力度更大。根据香港大学教授李成的统计，2020年到2023年间，美国国会曾提出一千个与中国有关的议案，仅2023年上半年就有三百个，其中99.5%都明显以“反中”为基调。

然而从宪政结构和实际运作来看，国会在影响台湾政策方面仍存在诸多限制：作为政府的平行权力机构，国会对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提名人选具有建议权与同意权；通过“财政拨款权”，国会决定美国纳税人的资金如何分配；虽然国会有权决定美国是否进入战争，但自二战以来，该权力未被正式行使；国会可通过听证会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但总统在实际决策上享有由国会准许的广泛自主权。

迄今为止，第119届美国国会在履行其作为“平行权力机构”的角色上较为谨慎，更多是沿着党派界限运作，并支持特朗普的政策与人事提名。如果说，2016年当选时，特朗普缺乏经验，没有培养自己的信徒，遭到两院领导的抵制，但今时远远不同往日，当前的特朗普可谓如日中天，一跃成为美国历史上鲜有的“大总统”，实现所谓的“三重执政”（governing trifecta）之鼎盛状态。

在当下的政治构造下，虽然美国国会在美国和台湾地区的关系中仍旧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美国总统才是美国对台政策的终极推动者。虽然特朗普政府中存在诸多主张优先考虑台湾防务的鹰派，例如副总统万斯（James David Vance）、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和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茨（Michael Waltz）等要员，但这些所谓的“亲台幕僚”的逻辑不太可能过多影响特朗普的对台政策。道理很简单，特朗普没有表现出主动增加对任何合作伙伴安全援助的倾向，除非这种行动得到明显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