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要实现这样的愿景，除了政府部门，市民和社会组织还需要做些什么？

魏程琳：无论从西方较早开始的城市化进程来看，还是从中国当下的城市化进程来看，城市社会都在变得越来越陌生化、个体化和理性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温度，以及彼此接触的机会，反而变得更加珍贵。

所以，除了政府提供平台和公共品，市民也需要拿出主人翁精神和建设者姿态，走出家门和小圈子积极参与城市建设。把自己当成城市的主人，而不仅仅是“我想要什么”的个体。

观察者网：能不能举个例子，个体怎么具体参与？

魏程琳：我最近在做一些相关研究。比如，居民可以参与到小区周边街道的空间设计、小微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来，像篮球场、路灯、小花园、小街景的改造，都可以吸纳居民意见和参与。现在很多地方设立的“社区自治金”或“街区自治金”，就是用来支持这类事情的。

社会组织的作用也很关键。政府想做但做不细、做不到位的事，社会组织往往能补位。比如动员居民、外卖小哥、街区商户参与公共活动，打造有烟火气的街头公共空间、提供众人所需的街区公厕以及可供游人停留驻足的座椅板凳，这些细致活政府部门不一定有时间和精力去做。无论是政府购买服务，还是社会组织通过基金会运作，都可以发挥连接居民与政府的桥梁纽带作用。

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作者拍摄于2026年2月

观察者网：这种模式听起来不错，但如果推广到全国，可能会有些“水土不服”的问题？您刚才举的例子大多来自上海、苏州这样的东部经济相对发达城市，而中西部地区可能面临资源限制，比如有的城市可能会说：“想法很好，但我们没有财政支持。”

魏程琳：像哈尔滨的红专街早市，其实是一个低成本的案例。核心做法比较简单：政府限定时间和空间，由对口部门与商户协商，帮助他们优化产品、提升服务。这些部门本身就有相关职责，并不需要额外投入大量资金。

再比如我们同济大学的刘悦来老师在上海、新疆乌鲁木齐做的社区花园项目，成本也很低，大概2万元左右。这种“小微资金”模式相对于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的工程项目来说，是可负担的。它可以在条件成熟的社区先行试点，发挥榜样示范作用。

在中西部地区，我也看到不少基层自治的案例。有些资源匮乏的街区或小区，面临卫生失序、占道经营等问题时，地方上的“能人”或“精英”会主动站出来，把居民或商户组织起来，共同制定规则、实行自我管理。

所以说，政府政策供给灵活、小微资金撬动、社会自治——这几股力量在中西部地区同样可以发挥作用。中西部虽然治理资源不如东部丰富，但只要思路打开，广集民智，“可负担”、“可落地”的方案就会不断涌现出来。

《街角之治：迈向人民城市的街面空间治理》，魏程琳 著，东方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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