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章认为，美国如果因债务违约而引发金融危机，中国将无法抵挡。因为此时的中国政府债务水平已经远高于2008年。

部分媒体则将美国的债务与中美竞争进行捆绑分析。比如，彭博社在1月28日，发表了题为“美债上限威胁可能使中国成为赢家”（US Debt Limit Threat May Make China the Winner）的文章表示，中国很可能成为美国债务上限威胁的赢家。同期，国会山报发表了一篇类似观点的专栏文章“债务上限之争：送给中国大战略的礼物”，文章称，可能的美国政府债务违约威胁符合中国“扩大其全球角色、削弱美国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的长期大战略”。显然是无视债务危机对中国的传递渠道，信口开河。

发挥国家自主性，减少美元依赖

债务危机的实质是美元这一货币问题，而国际社会也纷纷做出了一定的反应。通常，国际货币发行能够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收益，全球主要大国均积极在国际或者区域层面进行动员，力求角逐更高阶的国际货币地位。

比如欧元出世以来，已经成为美元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日本也在积极尝试扩大日元影响力，甚至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在去年年末提议推出区域性货币“SUR”。其背后的问题无不涉及到美元霸权引发的国际动荡，很多国家都在试图通过推出新的货币寻求货币流通的部分闭环，力求降低对美元的依赖。

巴西和南美尝试推出区域性货币“SUR”（图源：德国之声）

中国融入全球化是在美元体系下的融合，这突出表现在购买美元债上。尽管在理论上，购买国债可以构造一种相互依赖和制衡，但中国并未利用债权国的优势，通过外汇储备的“核威慑”在台湾、人权等议题上对美国外交形成钳制。

如果中国通过减持美债对美国施加影响，那可能会造成“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后果，甚至会招致美国政府蓄意报复和变相制裁。所以，在更大程度上，中国购买美元国债就不得不接受美元贬值的风险。但实际上，持有美元国债的总体收益率并不高，这给中国带来了长期的金融和战略选择的困境。

美元货币霸权不仅体现在覆盖全球商业交易的“面”上，还涉及到美国国内立法所展示的对违反美元使用的强有力的打击和压制上。

比如，涉美元的立法包含有：1950年《国防生产法》、1977年《美国海外反腐败法》、1977年《国家紧急经济权力法》以及2012年的《马格尼茨基人权法》，及新近由拜登政府推出的《美国反腐败战略》，美国对使用美元结算的国际经贸活动的可干预渠道和契机逐渐增多。

通过这些法案，美国政府及执法机构可以迅速地以某种理由将跨国公司或特定的行为体拖入被动甚至是“绝境”。

各国政府均已深刻地洞察并明了，使用美元及购买美元债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和国家安全威胁，并在涉国家经济安全的石油、天然气等战略项目上尽可能地实施混合结算，实现人民币跨境结算则是中国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总体安全的必需举措。

中国须积极谋势开创新局

客观讲，目前全球经济的最大不确定性来自美联储以及美国两党竞争。而为应对美国债务危机，中国可以视中美关系动向，逐步降低外汇美元的比例，实现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如外交关系回暖，可积极开展对美投资，尤其是股权类收购，扩大长期战略性的股权投资，建立储备转化为投资、资金转化为资本的新机制，实现资产的多元化。

同时，在全球对原材料比如大宗性矿产、石油、煤炭等实施收购，或对全球主要企业的股权、资源、技术等与实体经济、国家安全更具紧密关联的产业实施长期持股，亦或将中国所持有的美债实施“债转股”。

最后，还需要降低外汇储备的增长速速，扩大进口，鼓励对外投资，尤其是鼓励民营企业扩大对矿山以及军民两用产品等的战略性投资，推动并完善主权财富基金的对外投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最后在国内方面，中国需要促进进口多元化，鼓励扩大内需，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双循环”的顺畅。

此外，对于一国央行来说，黄金的价格不管涨还是跌意义都不大，因为买入黄金，最关键是看中黄金恒久的储备货币地位。中国完全可以运用持有的庞大的美元债务，实施规模性的黄金购买。目前分析看，仅在过去的2022年，就有大量的黄金被运回亚洲，而中国是这里的大头。

截止去年10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依然停留在6,264万盎司，但是11月和12月的数据都出现了环比的增加，到去年末我国的黄金储备已经增长到6,464万盎司。这就是一种未雨绸缪的安排。

总结而言，债务问题不仅是美国的经济问题，也涉美国深层的制度和政治竞争问题，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挫败，需要美国两党共同重视，形成共识，降低通胀率，为全球经济在疫情后的复苏提供动力。

债务问题关涉中美两国福祉，中国需要重视美国的债务外溢效应，提前做好对应的准备，并积极从战略角度运筹对美关系，以此形成对我有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