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富一代”退出历史舞台有益于改革推进

据香港媒体报道，包括李嘉诚、李兆基在内的多个香港富豪，均不会参加9月19日举行的香港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

李嘉诚等地产富豪，曾是选举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在2000年举行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中，李嘉诚、李兆基、黄志祥、郭炳江等地产富豪齐齐在地产及建造界成功出线。李嘉诚在地产界别以323票的最高票当选，长子李泽钜在政协界别自动当选，次子李泽楷则在高等教育界以298票入围，成绩属于中上。在这一届选委会成员中，不少都有亲姻关系，当中又以父子兵居多，兄弟班亦为数不少，形成了一个结构严密的关系网络体系。

在此后的几届选委会中，地产富豪都占据了较大份额，拥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如2017年特首选举，包括李嘉诚父子3票在内长和系共有8票，李氏加上其友好的选票，约在50-100票之间，取得李氏家族支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选举前，李泽钜早早宣布提名林郑月娥，李泽楷此后也表态支持林郑月娥，只有李嘉诚未曾透露其倾向。

李嘉诚家族对特首选举一直拥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图源：中国评论新闻网

笔者把李嘉诚、李兆基等人称为“创富一代”。他们成长于香港经济起飞年代，通过自身的努力打拼下家业，对香港社会的影响几乎延伸到每一个角落。在内地实施改革开放后，他们又迅速进入内地，港资成为内地经济起飞的重要加速剂，而这些“创富一代”通过担任政协委员等职务，在内地拥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曾经有一篇自称“香港小学生”写的作文“李家的城”，在网络上疯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议论。在这篇作文里，该学生历数了屈臣氏、百佳、7-11、惠康等在香港街头随处可见的李氏家族产业，感慨道：“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

虽然这网文有幽默调侃之意，但其揭露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香港的“创富一代”，大部分靠地产起家，通过垄断地产行业进而控制大部分经济民生产业。因此，香港社会一直有“地产霸权”的说法，地产商竭力通过参与政治来影响政策制定，维持对其有利的政策，阻击可能摊薄地产及相关利益的政策。派出代表参与选举委员会，发挥对特首的影响力，进而维系他们家族的控制力，就成为“创富一代”们的自然选择。

这种控制力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政策制定限制土地开发，令普通民众上楼艰难。

深港是紧邻的两个城市，深圳土地面积2050平方公里、人口1259万，人均163平方米；香港1106平方公里、745.1万人，人均148平米，两者相差不大。但从住房面积看，深圳人均水平却比香港多75%。

这其中一条重要因素是香港制定了《郊野公园条例》，郊野公园面积占据香港总面积约4成，其中75%的郊野公园属于受保护用地，但有不少郊野公园并没有太大的保护价值。这就使得香港可用于开发的土地较少，地产商可以囤积居奇，房价接连飙升。这些年，香港社会不乏有变革《条例》的声音，但往往被地产集团以“环保”“保育”之名反对。

2020年国庆期间，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走进基层社区，探望老人家和劏房户。解决住房等民生问题，是中央治港的重点。图源：香港中联办

据统计，经过100多年的开发建设，香港已开发土地只有275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比例为24.9%，远低于内地大中城市。目前，香港用于私人住宅土地只有26平方公里，而用于公屋用地的则有17平方公里，低密度的乡郊居所竟占去35平方公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改变现行土地政策，根本没有足够的土地来盖房，香港市民的住房梦想是很难实现的。

二是地产商控制大量闲置土地，享受囤积带来的暴利。

香港的大地产商普遍在土地价格较低的时候购买大量土地，但其中有不少并未开发，而是放在那儿坐等升值。仅所谓“地产四大家族”，在香港囤积的农田就达到13950亩。现行香港法律对囤积土地并未作出严格监管，长期持有土地不开发并没有太大的风险。因此，对大地产商来说，囤着足够多的土地，即意味着带来源源不断的利益，而不用投入太多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