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若愚】

9月19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举行界别分组选举，这是香港新选举制度下三场选举中的首次实践。这场选举将为今年12月19日举行的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以及明年3月27日举行的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打下基础。

稍早前，有香港媒体报道，香港选举委员会将限制香港富豪家族们在该机构的政治影响力，这些香港的“大家族”未来各自最多只能有2名成员出任选委会委员。

香港“大家族”未来各自最多只能有2名成员出任选举委员会委员，截图来自《南华早报》

自2019年“修例风波”后，中央打出了两张治理香港的“王牌”，分别是出台香港国安法、重构以选委会为中心的选举制度。选举制度重塑后，选委会功能和角色发生深刻变革，限制富豪的影响力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两种选举”的逻辑归一

香港回归以来，对特区影响最大的有两种选举，其一是特首选举，其二是立法会选举。

虽然在“行政主导”体制下，特首是特别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双首长”，但由于回归前港英政府的“大刀阔斧改革”，立法会权力大增，立法对行政产生了较大的牵绊限制作用。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特区政府提出的一些重大法案、重要改革措施，屡屡在立法会遭到阻碍而无法实施。

回归20多年来，香港选举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两种选举逐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逻辑。

特首由选举委员会委员提名候选，再由选举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并报中央政府任命。回归初期，选举委员会的前身推选委员会共由400人组成，后来才分阶段增加至800人、1200人。2017年选举时，1200人共分为4个界别38个组别。

立法会在1998年首届选举时有60个议席，发展到2016年选举时增至70个议席，其中30席由功能界别选举产生，5席为“超级区议员”，35席由地区直选产生。

两种选举的区别何在？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分析指出，过去特首的选举基础多来自于香港社会中上层，偏重于富豪阶层，而立法会的选举基础则偏重中下层。这就使得经两种途径选举产生的特首、立法会议员，在阶层基础和利益诉求上有一定的差别，这也成为行政与立法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改革后的选举制度，实现了两种选举的大部分功能的合一，也将实现两种选举逻辑的归一。

在笔者看来，在新的选举制度的基础上，再限制富豪家族出任选委会委员的数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优点：

一是使特首决策能够突破商界利益束缚。

以往的选举委员会成员偏重于包括富豪阶层在内的商界，使得特首在提出竞选纲领和施政过程中，难免向商界的利益倾斜。随着富豪阶层在选委会的名额受限，特首施政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商界利益的羁绊，更加专注于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

香港第二任特首曾荫权，曾与富豪交往密切，因被判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而入狱服刑。2017年服刑完毕后，香港终审法院撤销其判决。图源：港媒

二是实现了行政权和立法权社会基础的合二为一，这有利于缓解此前曾长期紧张的行政和立法关系，产生良性互动和建设性的监督，使得特区政府的各项议案在立法会通过的几率提高，政府施政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压力和阻力。

三是增加的名额主要倾向于基层，使得基层和青年人在行政和立法中的话语权上升，倒逼特区政府施政要尽可能地照顾到他们的利益，如采取多种措施加强住房等保障。这样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长远来看，也可以逐步减少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