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府终于完成重建军事设施的历史责任

在交接仪式上，林郑月娥颇为感慨地说：“中区军用码头，是特区须为驻军重建并供使用的最后一项军事设施。特区政府今天把军用码头移交后，就全面履行了我们有关的责任。”

为了履行这个责任，特区政府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面对反对派的种种质疑，他们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解释，同时开展相关立法工作，为码头移交创造条件。

2019年5月8日，特区政府围绕中区军用码头的附属法规，一口气向香港立法会提交了修订5份法规的请求，分别是《2019年受保护地方(修订)令》、《2019年受保护地方(保安)(特派守卫)(修订)令》、《2019年军事设施禁区(修订)令》、《2019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订)规例》、《2019年商船(本地船只)(一般)(修订)规例》。为了审议这5份法规，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专门设立小组，由27名议员组成，黄定光议员担任委员会主席。

黄定光议员履历（图/香港立法会官网）

在法规审议过程中，反对派继续提出了很多质疑乃至反对的论点，特区政府逐一进行答复，耐心做好说服工作。

比如，有议员提出提供“1997年7月1日后，有多少人因为《受保护地方（保安）条例（第260章）》被定罪的数字”，保安局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们没有储备这方面的资料”。

有的询问：“为什么法规的中英文字句不一样，英文文本中缺少‘符合以下所有说明’的对应词句？”保安局再次回函表示“有关条文的中英文文本是按照相应的语文规则草拟，以达致最自然流畅的表述。尽管有关条文的两个文本的句法组成部分和结构略有不同，但其意思完全一致。政府当局没有计划修改英文文本。”

为更好赢得市民的支持，根据特区政府建议，驻军同意在不影响防务工作的条件下，酌情考虑开放军用码头，让公众进入军用码头的非禁区范围，体现驻军对香港市民的关爱。

军用码头的设计与周边的海滨公园及维港景观互相配合，而驻军进一步采纳特区政府建议，除面向维港的一面外，军用码头其余三面采用活动围栏，可以打开供市民通行。不开放时，行人也可在军用码头南面的步行路继续使用海滨公园，并保持海滨长廊的通达性。

图/谷歌地图

经过艰苦努力，2019年6月，立法会完成了对有关军用码头5份附属性法规的审议。至6月29日，5份法规全部生效，军用码头在香港法律层面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法律保护。其中，码头陆上范围的4座建筑物除了成为“受保护地方“外，也被指定为“禁区“。在军用码头之外，全港只有4座军营同时具备这两条保护。

法规的出台，扫除了移交的最后阻碍，但依然过了一年多时间才移交驻军，这其中既有一些矛盾问题的后续处理需要消耗精力，也是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9月29日，码头正式移交驻军，才把5项重建军事设施任务画上了一个并不算太圆满的句号。

军用码头移交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感到，随着《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中央在治港问题上展现出新理念新气象，也取得了新发展新进步。站在这样的维度来考察，军用码头移交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彰显坚持原则、绝不退让的立场。

香港回归至今，特别是自2003年以来，特区政府推出的好些政策，从“23条立法”到“设立国民教育科”，从“政改方案被否决”到“修订逃犯条例”，只要社会上质疑的声音多，特别是发动大规模游行和暴力示威破坏等活动后，往往被迫取消、无疾而终。

在这次林郑月娥的讲话中，专门有一段是关于军用码头的性质。她讲道：

“特区政府过去在不同场合已多次向公众说明军用码头的背景及其军事用地的本质，相信市民会理解军用码头不论何时都是用作防务目的的军事设施，其所在地是军事用地，无论开放与否，其法律地位不会改变。军用码头移交后由驻军管理，将来军用码头的具体开放安排属驻军管理军事设施的防务工作，特区政府尊重驻军的决定，并会在有需要时作出配合。”

这一段绵里藏针的话语，反击的是目前依然存在于香港社会、反对移交军用码头的论调。

这表明，今后在遇到一些复杂矛盾问题时，中央和特区政府的立场将会更加强硬，坚守原则、寸步不让，真正以斗争求团结、以进步打败退步。如当前香港反对派和境外反华势力围绕“12港人”问题进行密集炒作抹黑，要求大陆放人、特区政府“捞人”，但在内地必然会依法惩处，绝不可能妥协退让、法外开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