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举美国的客运铁路为例：美国铁路公司Amtrak正是出于美国国会对有效市场假说的迷信而被勉强私有化，可是客运交通这类基建的价值，原本就在于其对人民和社会所提供的便利，而不是利润的产生和资本的累积，所以政府以公费补贴不但合理、而且必然。

美国国会在石油财团的游说下，全力资助机场和公路的建设，对铁路的维护和升级却一毛不拔，不但不愿投资高铁，甚至想方设法要置Amtrak于死地，其结果是整体经济效率的损失和碳排放的大幅增加，最终还是由国民和世界为资本间接买单。中国在成功建设高铁体系之后，强行将唯一获利的路段私有化，毫无逻辑条理，显然是对自由市场主义教条的盲目尊崇，亟需悬崖勒马。

其他的基建项目，例如电力传输、能源管道、集中供热、有线电信网络等等，不但也都以服务民众为首要任务，而且还有天然的独占性（Natural Monopoly），更加不适合自由市场和私有资本。

此外还有广义上的基建，包括医疗、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等等，同样是以服务国家和全民为终极目的，金钱上的效费比并非头号考虑；而且这里还有另一个额外的效应，亦即这些行业的实际收益和成本，基本不可能在市场上精确测量定价，所以强行私有化的结果，只会带来严重的价值破坏（Value Destruction）。以下，我们针对这一点做进一步的详细讨论。

二．隐性的社会收益和成本

自由市场的最大困难之一，在于某些行业内含隐性的社会收益或成本，先天抗拒自由市场机制；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收益或成本，主要影响市场参与者（Market Participant）以外的民众，也可能是行业的核心商品，根本无法精确地用金钱定价。

此时市场的平衡价格，就不对应着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放任私有资本进入这些行业，他们可以利用价格的不确定性，做简单套利（Arbitrage）而轻易获取暴利，同时完全忽略市场之外的成本。其结果是，其他的利益相关者（Stake Holder）必须为资本所得的利润付出数倍或数十倍的代价。因而这些私有企业的效率越高，对国家社会的损害就越大。

医疗界是一个重要的例子：人命是没有明确价格的；它对作为第三者的商人基本没有价值，对病人和家属来说，却近乎无价之宝；换句话说，需求曲线纯粹反映个人财富，完全不对应社会整体利益。

西班牙民众街头游行要求捍卫公共医疗体系。图源：视觉中国

所以若是强加市场机制、把医疗私有化，放任资本运营管理的医院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可以简单地将医药价格不断向上提高，直到多数人即使倾家荡产也负担不起为止。然后医疗资源自然进一步集中到只为少数富人服务的方向：例如整形外科成为重点投资的大热门，真正能挽救许多生命的疫苗和抗生素却因无利可图而被荒废。这并非空言恫吓，而是美国医疗界在过去40年的精确写照。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基础教育和高考选拔：事关每个孩子的前途、国家新世代的思想、和社会阶级的流动性，若是交给市场任由商人自由买卖，前述的重要考虑自然会被完全忽略弃置，私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必然又将所有资源向富豪阶级集中，整体花费大幅增长，选拔出来的所谓精英却越来越多是资质鲁钝的富家子弟。

除了巨富获利之外，绝大多数人民被迫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且更糟糕的是，国家治理水平和学术风气也因而严重腐朽，进一步摧毁系统自我反思、改革、纠错的能力。在这方面，美国又一次成为值得我们警惕的负面先例。

然而正因为欧美的基础教育和人才选拔被市场机制和私有资本彻底腐化了，执政者对有效市场假说的迷信反而更加强化，连环境保护这样明显难以定价的议题也强要削足适履，硬是人为地创造出金融衍生品市场；这里我指的当然是碳排放交易。

事实上，碳排放向来由企业自己说了算，监管工作的难处在于测量、审计、核实，而不是收钱；碳排放市场不但不解决核心问题，而且提供公关烟幕，方便污染性企业造假作弊。

历史上劣迹斑斑：例如甲烷排放一百多年，一直到去年欧盟发射了侦察卫星，才确认美俄能源公司一直系统性地低报数倍；又如“碳补偿”被Disney和JP Morgan玩成骗局，也已被证实；“碳回收”则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是21世纪版的永动机，因而毫无经济效益。欧美政客只在乎作秀欺瞒选民，这是他们体制的弱点；中国有着务实的政治风气，毫无理由盲目引进西方的糟粕。

三．长周期的战略性产业

自由市场的另一个原则性缺陷，在于资本追求经风险调整的收益率（Risk-Adjusted Return）必定引发的短视趋势。一方面长期性投资代表着资金套牢，无法转向投入新出现的高回报资产，带来所谓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另一方面这些长期大型开发计划自然会有极高的风险，使它们更加不对资本家的胃口。

然而几乎所有国运所系的重大产业发展项目，例如半导体、发动机和大飞机，都需要很长的无回报投资时段，往往数十倍于消费性产品的开发周期；放任资本对战略级产业发展做技术评估和投资决策，显然是自我毁灭国家经济前途的捷径， 1980年代英美的去工业化政策是前车之鉴。

长周期产业又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技术迭代升级，先天就需要极长的时间和天量的投入，例如大商用飞机的全新机型，从设计到交货，要十年左右；先进发动机更为耗时，从预研到实用，需要大约20年。

如此长的研发周期，市场机制根本不可能包容，资本只有在企业已经预先完成寡头独占（Oligopoly）的前提下才可能考虑投资，然而就连波音和空客两大巨头都依旧高度依赖各式各样的政府补贴，那么在中国体制内也就毫无必要强行私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