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东北军形成主战决议，还要求红军协同作战。1月30日，周恩来和博古、叶剑英从西安到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等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后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说：本党主张未能说服西安左派，也未能使杨虎城及稳健派同意，他们不论红军参战与否均主抗战。我们现在只有两个方案：或者友军打我们不参加，因此同友军完全处于对立地位；或者我们同他们一同打。我们在力求和平中仍不愿与友军处于对立地位，使友军变成敌军。

因此，我们今天只有同他们一同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败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更不利条件下接受和平。[16]

当日24时毛主席和朱德、张国焘答复：一、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二、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应当同进退；三、向张、杨表示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第二天毛主席又发电强调：我们与张、杨两部应取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之方针，即打亦不至基本妨碍我们方针，无论打胜打败，结果仍是讲和，但对张、杨两部影响较好。当然在打之前，力争张回，而免去打。[17]

周恩来收到回电后，立即将我们的决定告诉杨虎城和东北军。周恩来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决不会对不起张先生，决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18]叶剑英还同两军参谋人员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19]

但问题在于，东北军内部的尖锐对立已经无法弥和。

王以哲、何柱国等认为，主战是少壮派鼓动起来的，不愿执行。于是派飞机去兰州把于学忠接到西安，因为他是张学良临走时指定的东北军最高负责人。于学忠到西安后，王以哲、何柱国对他说，应当主和，不能主战；少壮派对他说，应当主战，不能主和。当晚在王以哲家中开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三个方面的代表参加，少壮派在屋外旁听，最后决定和战大计。

王以哲（1896-1937）

杨虎城要周恩来先说，周说我们以你们的意见为意见，还是请你们先讲。大家你推我我推你拖了一点多钟，最后杨虎城逼着于学忠先说。于学忠说还是应该和平解决。就目前的形势讲，打仗不但不能把张先生打回来，恐怕还更害了张先生。军事形势已成内外夹击、腹背受敌之势，要打也不能打，因此不应该打仗。于学忠讲后王以哲、何柱国都同意。

杨虎城说，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方面既是主和，那么我们还是实行谈妥的方案和平解决吧。

杨虎城最后问周恩来的意见。周说，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你们两方有许多人坚决主战，我们为了团结，可以保留我们原来的主张。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周恩来强调：“不过请你们要注意内部的团结和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发生问题。”[20]这个提醒极其重要，但没想到不幸言中！

决定主和让少壮派想不通，他们认为是王以哲、何柱国破坏的结果。两天后的2月2日突然下手，卫士营一批军人闯入王以哲住宅将王打死，何柱国躲在杨虎城公馆才逃过。当天下午，他们起草了全线即日出击的作战命令，送杨虎城和于学忠签发。

少壮派原以为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同中央军打仗救回张学良，没想到事与愿违，驻防渭南的东北军得到消息后，反而调转枪口向西安开进，声称要为王以哲报仇，要求孙铭九等必须离开西安。

这种局面让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不知所措，他们没有办法控制形势了，提出3个解决办法：一是引咎自戕；二是自首投案，听凭处理；三是把他们送到红军去。发动西安事变他们是骨干，错误杀害王以哲动机是救张学良，能随便牺牲他们吗？尽管原因复杂，但我们也有缺点，就是对他们领导不够。[21]周恩来决定不避袒护他们的嫌疑，把他们送到云阳红军驻地，杨虎城用武力迫使孙铭九卫队团撤出西安。因此不但保住了这几个人的性命，也避免了东北军内部一场大规模的自相残杀。[22]

“二二事件”造成东北军分裂和内讧，瓦解了“三位一体”，决定性地削弱了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力量。南京方面乘机提出比乙案更不利的办法，各路中央军进入西安；东北军东开到豫南、皖北、苏北等地，缩编为4个军互不统属，安徽省省长不给了；十七路军改编为三十八军，孙蔚如兼陕西省主席，但很快就被拿掉了；张学良再也回不来了，杨虎城被迫出洋。

三位一体不复存在，党和红军如何走向光明前途呢？好在主要矛盾方向我们牢牢把握住了，抗日救亡大势不可逆转，蒋介石没敢再打内战。如冯玉祥所说：他还有脸再打内战吗？我看他再也打不下去了。[23]

[1]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30-234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23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3页。

[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640页。

[5]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37页。

[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640-641页。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79页。

[8]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9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104页。

[9]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34-235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380页。

[11]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39-246页。

[1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研究室1998年版，第353页。

[13]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47-251页。

[14]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53-254页。

[15]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52页。

[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21-422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9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页。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486页。

[20]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55-257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22]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58-259页。

[23]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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