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27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首尔与韩国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三方发表《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等文件，一致同意推动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化，在东盟与中日韩等多边框架内保持密切沟通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时隔四年后重启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对东北亚区域稳定、促进经贸和人文往来有哪些意义？三国未来如何进一步推进交流合作、排除域外干扰？观察者网邀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做出解读。

【文/观察者网 郭涵】

观察者网：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隔四年半再度召开。李强总理表示，今年是中日韩合作机制建立25周年，应共同推动中日韩合作整装再出发。如何评价这次会议召开的积极意义？

王广涛：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见环节，包括中国国务院李强总理在内，三国领导人在开篇都提到了“重启”一词，体现了各方对于能够保持沟通交流，抱有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期待。

毕竟，时隔四年半，这次会议为中日韩三国重回对话交流的正常轨道提供了一个契机。中日韩政治高层领域沟通渠道的正常化或者说重启，本身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观察者网：本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人文、可持续发展、经贸、公共卫生、科技和救灾等六大领域。为何会聚焦这些议题？韩国国立外交院院长朴喆熙表示，希望将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变成一个良好的平台，为缓和中美紧张局势发挥积极作用。如何解读这一主张？

王广涛：我个人觉得，这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讨论的六大合作领域，属于三国能够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在美国主导下，日韩在有意构建一个排他性、针对中国的小多边架构。围绕经济安全等领域，中日韩三国的认知与政策主张差异比较大，尤其是在“高政治”（high politics）领域，很难达成共识。如果能够扩大这六个领域的合作空间，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共识了。

国务院总理李强同韩国总统尹锡悦会谈

你提到的这位专家的看法，其实在韩国也好，中国也好，都是一种有代表性的主张。因为中韩、中日在军事安全领域存在很多争议，而日韩都是美国的军事盟友。因此，如果中日韩三国能够在相对柔性的经济、社会、人文领域达成一定共识，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政策的外溢效应，三国合作或可外溢到中美激烈竞争的部分敏感领域。

比如，中日韩谈论了许多经济领域的合作，是否有可能对中美涉及半导体行业的争端起到缓冲或者缓和的作用？我想应该从这种角度理解韩方学者的表态。

观察者网：相比去年戴维营美日韩峰会凸显的“小院高墙”、经济问题泛政治化等色彩，中日韩会议关于强调合作、深化互联互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主旨，是否构成一种平衡或对冲？

王广涛：从我们的主观意图出发，肯定想要实现一种平衡，或者说对冲美日韩在军事安全领域结盟化、阵营化的趋向。因为美日韩搞的三边军事安全合作很大程度上也有牵制中国的意图。

本质上来说，美日韩峰会有一个潜在的牵制对象，是一种对抗性或排他性的对话机制；而中日韩会议是强调经济合作与对话，相对来说更开放多元，是一个更具灵活性的对话机制，我们不排他而且还呼吁强化与东盟的合作。同样是三边对话，但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观察者网：您去年曾提出，韩国希望以“多边促双边”的方式来改善对华关系。从这次韩国政府对举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重视程度看，如何评价韩国政府在修补韩中关系上的努力？

王广涛：我的这个观点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此前，中韩关系经历了非常低谷的时期，当然目前中韩关系、中日关系也不是很乐观。而我认为，在没有举办三边外长会或是三边领导人会议的前提下，是不太可能开展双边领导人会晤的，比如中国邀请日方、韩方领导人访华，或者反过来等等，诸如G20或者APEC等多边会议的情形除外。当然日韩之间的关系相对于中韩、中日关系有许多差异。

在改善双边关系、推动双边高层对话条件不成熟的前提下，我认为通过三边或多边的领导人会议来促进双边关系改善，依然是有发展潜力，且可以为多方所接受的一种外交形式。从整个东亚的情况来看，这次三国领导人会议开完之后，也许有利于各国之间推进双边高层交往，比如说中日之间在疫情前也有过穿梭访问，即领导人互访的机制。

观察者网：您也曾提到，日本在安保和经济领域，对美国和中国采取了“两面下注”的策略。结合这次会议的成果，您认为日本可能会在对华经贸、人文交流等领域的政策做出多大调整？

王广涛：目前来看，哪怕是在经贸和人文交流领域，中日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双方的原则性共识是，维持中日双边贸易额、加大投资并深化人文领域的交流有利于两国关系。但在具体的领域，中国的主张同日本方面的主张还有差异。

目前来看，围绕深化经贸与人文交流，中日之间在建立与推进新一轮对话交流机制上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在领导人的层面，双方还没有就具体的问题领域开展讨论与推进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