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五四”的时候，保守主义的潮流是内在于“五四”文化运动的，除了《东方杂志》《甲寅》等等由辛亥一代掌舵的刊物以外，还有学衡派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这些人，他们是从当年西方流行的新古典主义出发的，或者倡导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或者主张重返中国古典。

《学衡》杂志创刊于1922年，其同仁留学欧美，与《新青年》的部分核心人物本是一拨人， 他们早在《学衡》创刊前就在北美互相对话，在理论上、感情上和审美上都展现出不同的文化态度。一定程度上，胡适关于白话文的讨论正是这一早期对话的产物。

因此，《文化与政治变奏》用“五四”文化运动的概念取代新文化运动的概念，不是否定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而是将其纳入一种对话性的、争辩性的关系之中。新文化运动代表了文化运动的一支，或最有能量的一支，但新旧的区分有相对性。新古典主义是新潮流，他们强调古典，觉得比新文化运动更新。为什么呢？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价值源自启蒙的传统，其运动也假设了新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但在《新青年》群体内，甚至李大钊都强调新旧调和和新旧折中。没有什么绝对的新，也没有什么绝对的旧。这些复古主义的、古典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叙述也将自己的旧解释为新，并以此获得年轻一代的追随。典型的例子也包括科学方面，比如胡先骕是在伯克利学习生物学的，当时生物学里面最新的发展质疑了达尔文的学说，或者强调生物进化里面的断裂性，或者分析返祖现象，或者指出进化过程中传统因子的重要性，都不支持直线进化。相比于达尔文进化论，这些是生物学的新潮流。因此他们认为从科学的根据上说，古典主义可能反而是新的。而新文化运动接受达尔文的叙述，进步主义成为其主调。

80年代的启蒙潮流高举“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而《预言与危机》分析的是这个冲锋陷阵的姿态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和内在危机。因此，即便对于1980年代而言，“五四”是预言，同时也是危机。到2009年重访“五四”时，我突出的不是启蒙与救亡的辩证关系，而是文化与政治这一对范畴。“五四”的真正贡献不仅是高扬了民主与科学，而且在于其方法，即以文化运动作为方法本身。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也有其方法论的同一性，即以文化改造为杠杆，以运动的方式创造新空间，通过话语更新，转换政治议程，从而也创造了新政治。文化与政治之间的有力互动贯穿整个20世纪。文化作为一个相对自主而又能够凭借其自主性介入政治和其他生活领域的范畴或领域，是“五四”文化运动的创造。

五四运动  图自中国军网

“五四”文化运动的兴起本是危机的产物，一个是共和的危机，一个是战争的危机，后者又突出了文明的危机。这个危机不是旧文明的危机，而是新文明的或者说西方现代文明的危机。这一双重危机汇聚在一起，产生了对于现代政治制度及其价值的重新评价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政治危机会触发文化运动及文化政治的原因：是改造传统，继续革命或改造，还是重访旧文明，探索新价值？这场斗争是围绕文化价值展开的。《新青年》《新潮》把青年问题、性别问题、婚姻问题、教育问题、劳工问题、语言和文学问题等等作为新文化政治问题，用以与旧政治相区别。旧政治指的是国家的政治、政党的政治，这些国家政治和政党政治又常常与军阀政治或武人政治直接相关。因此，在他们看来，新的文化运动所孕育的政治将是不同于旧政治的政治，这意味着20世纪将会发生一个重要的转折，不仅是文化的转折，也是政治的转折，即政治不再能够被旧框架所界定，政治的内涵和形式一定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正是经由文化运动的转换，青年、语言、性别、婚姻、劳工、平等等等都构成了现代中国政治的必要内容。主权和其他的政治没有消失，但是要通过文化政治加以改造。

新青年群体的形成有其背景条件，如科举制度的废除，新教育的普及，留洋学生群体的出现和内外交通及通信技术的发展等等。在内外危机之中，新的知识群体开始了自发的社会文化运动。这些运动不是针对旧王朝，从而不再隶属于反对旧王朝的民族革命，而是在共和制度下出现的、针对共和危机的有组织运动，从而是一种在不确定的时刻指向未来的新运动。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韩国青年学者金仙映的博士论文比较了韩国“三一运动”和“五四” 新文化运动。她有一个重要观察：这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运动，在反传统问题上也相当一致，但结果却十分不同。朝鲜半岛的反传统运动是在日本殖民条件下发生的一场改革运动。殖民条件不仅意味着国家主权的丧失，而且也意味着大学等文化机构的殖民性质。与此不同，第一次中国革命创造了主权的共和国，尽管内部四分五裂，但国家的主权性渗透在中国的文化机构之中，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是一个主权的教育机构。无论是教授们，还是学生们所推进的文化运动和社会团体，以及他们主办的杂志，都是在主权国家框架下的社会政治团体和文化运动。“三一运动”所置身的殖民条件和隐含的民族诉求将一场反传统的改革运动转向了去中国化的方向，而以北京大学这样的主权性大学机构为依托发生的反传统运动是再造中国的运动；“三一运动”与“五四运动”针对的传统有许多重叠，如汉文、儒教等等，但前者的结果是去中国化，而后者的结果却是再造一种新的中国文化认同和新的文化形式。两场文化运动的载体如媒体也有同样的区别。换句话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传统运动，但绝不是一场去中国化的运动。这一历史经验也可以用以比较在中国周边其他地区的文教制度及其内涵的去中国化问题。殖民性和后殖民性的问题是难以忽略的问题。

所谓“五四”运动为此后的大革命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也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是互为一体的。没有“新青年”就不会有具备新思想的干部。干部的形成靠的不仅是观念和思潮，而且是有组织的社会实践。“五四”文化运动的载体，除了报刊、媒体，也包括各种社团。觉悟社、平民教育社、工读互助团，各种各样的学生团体、无政府主义团体等等。李培艳的博士后报告就是研究新青年的有组织运动，在团体性的活动中“新人” 的诞生，以及新文化运动如何衔接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共产党的成立等等。由这些群体构成的新的社会政治网络为新的社会改造运动提供了条件。

这些团体是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不仅是其召唤的对象，也是其运动的载体。袁先欣的博士后报告集中研究新文化运动和其后的时期，新文化群体重新发现民间、创制民间范畴的努力。从北大的中国歌谣会到其他民间话语的出现，意味着这一群体在政治革命之后，试图以文化运动的方式，重新发现，甚至创造一种新的空间，通过对这一空间的整理、改造和再形成， 实现对共和国的文化基础的更新和再造。没有文化运动作为方法，这些努力就难以找到自身的连贯的逻辑。

文化运动作为一种方法既为知识分子和青年运动所继承，也为政党政治所吸收。延安时期改造学习的运动、整风运动等等，都是在政党框架下的文化政治运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革命包含了多重形态，而作为其否定物的80年代文化运动则更接近于“五四”的方式，主要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为主体，以文化讨论、翻译和写作，以及自主性的社团组织为主要形态。“五四”一代意识到整个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流动性、城市化以及不可避免的全球关系的挑战，都将把中国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状况之中。它把新伦理的创造作为重要出发点，也正是基于这一自觉意识。关于它所要创造的新伦理，我们可以反思和讨论，比如是合理的还是需要修正。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它试图通过新的文化政治和伦理政治以全面更新旧政治。文化革命的核心是伦理革命，形式是文化政治，如社团、刊物、新语言形式的创造等等。陈独秀的伦理革命的内涵可以再做分析，但他提出的是现代社会的伦理问题，而不是现代社会不再需要伦理而只需要利益的问题。

《东方学刊》：如何在您所提的“短20世纪”的意义上来理解”五四”？

汪晖：首先需要简要说明一下我所说的“短20世纪”的含义，而后再将“五四”置于这一范畴内加以观察。很多人以为长短只是时间性的时期划分，但我以为不尽然。所谓“长世纪”是由年鉴学派，尤其是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方法论所确定的。他讨论的19世纪，从1789年延伸至1914年，超出了世纪的时间框架， 因此，人们用“漫长的19世纪”来加以描述；乔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沿用这一方法提出了“漫长的20世纪”的命题，从19世纪70年代延伸至今。所有这些讨论，无论着眼于19世纪，还是着眼于20世纪，探索的都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形成与转化，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重心转移。金融资本主义的系统扩展，世界市场的连接与形成，工业化、城市化、民族国家的主权体系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中心从欧洲向北美、从太西洋向亚太的转移等等，成为“长世纪”的基本主题。

从资本主义结构转移的角度看，阿瑞吉期待其早日完结的以美国为中心的“漫长的20世纪”还没有结束：美国的金融中心地位尚未彻底解体，亚洲国家的崛起尚未达到彻底取代美国中心的地步。换句话说，所谓长世纪，就是以资本主义结构转移为中心的历史叙述。而短世纪的意义就在于它以革命为中心，以社会–经济结构性改造而不是以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转移为根本使命。无论是民族革命还是社会革命，都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强烈冲击。

然而，站在今天的位置上往回眺望，这一冲击没有以社会主义的胜利为结果，而是以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改变为标志。例如，20世纪的革命形成了从资本主义体系的周边对中心的冲击，造成了地缘政治构造的改变，以致用传统方法无法解释的现象出现，如为什么周边地区现在成了债主，为什么中心地区成了借贷者，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什么不仅延伸至亚非拉，而且也试图深入欧洲腹地，等等。周边地区的重大变化当然是革命的后果，也就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后果，但这一进程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强烈冲击最终被包裹在资本主义体制的结构性变迁内部了。由此，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就成为“漫长的20世纪”内部的“短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