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对我国转移就业扶贫政策进行妖魔化。

“强迫劳动”谬论诬称：“维吾尔族员工被迫离开家乡在内地工厂务工，拒绝政府资助的工作任务的少数民族公民面临着被任意‘拘留’的威胁。”

例如，2021年6月25日，《华盛顿邮报》发文诬称：“通过国家劳工项目招募和雇佣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是面临拘留或其他惩罚威胁的居民无法拒绝的一种‘强迫劳动’形式。”

2022年3月7日，CCN发文诬称：“如果员工不接受政府提供的工作，将被送到教培中心。政府的扶贫项目通常是非自愿的，拒绝接受的人可能会受到拘留的惩罚。”

实际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国家扶贫政策的组成部分。2021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总量达3072万人，其中新疆为317．4万人。随着稳定就业人数的增加，全疆各族群众的经济收入持续提高，地区人均生产总值（GDP）从2017年的45 476元达到2020年的53 593元。新疆各族劳动者包括转移就业人员和教培中心结业学员，都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和区域，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获取报酬，享受各项社会保险福利，不存在任何强迫行为。

其三，对劳动力转移就业具体帮扶措施进行污名化。

“强迫劳动”谬论诬称政府选派工作人员监视维吾尔族员工，对他们进行语言和爱国主义教育，甚至将企业所在地民族宗教管理部门对维吾尔族员工的慰问诬称监控，将心理疏导室诬称为窥视维吾尔族员工思想动态的场所。

例如，2021年4月27日，《卫报》引用反华人士的言论诬称：“维吾尔人‘被关押在安全的场所，工作时间极长，受到持续监视，并将政治灌输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020年3月9日，《华盛顿邮报》发文称：“在一个专门建立的‘心理疏浚办公室’（心理疏导室），来自当地妇女联合会的汉族和维吾尔族官员进行‘心灵’会谈，提供心理咨询，帮助提升维吾尔族工人的‘先天品质’（素质），以帮助他们的融合。”

事实上，维吾尔族年轻化程度高，但受教育程度偏低，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8944人，60岁以下人口占84.7%。语言能力偏低将影响他们长期就业和收入的提升。据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新疆维吾尔族群众能用普通话交谈的比例为19.9%，排在全国56个民族的倒数第5。

企业出于关心员工的角度，为维吾尔族员工提供免费语言培训，政府通过选派双语干部、民族宗教管理部门定期走访等方式，协调企业和维吾尔族员工之间的关系。同时，为及时排解员工心理和思想压力，避免出现心理疾病，国内外相当部分企业设有心理疏导室，这是国际通用的公司管理运作方式。2019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联合发布《健康企业建设规范（试行）》，明确要求企业重视员工身心健康并鼓励企业设立心理健康辅导室。这与“窥视员工思想动态”毫无关系。

其四，对劳动力转移就业人员的服务管理工作进行曲解。

“强迫劳动”谬论称：“维吾尔族员工乘坐封闭隔离的专用列车前往内地，工作处于依赖地位，薪资低于汉族职工并受数字监视工具的监视。企业对他们进行军事化管理，生活在严格隔离的区域，禁止从事宗教活动。他们在新疆的家庭成员受到‘威胁’。”

2020年3月2日，《华盛顿邮报》在其报道中引用“ASPI”研究员许晓椿的言论诬称：“维吾尔族工人经常乘坐特殊的隔离列车在中国各地运输，工厂老板继续密切‘监视’他们。”

2021年6月25日，《华盛顿邮报》引用所谓匿名人士和美国工会主席的言论诬称：“被雇佣的少数民族员工可能受到监视。‘民族事务’委员会‘监督’在企业务工的少数民族工员工。”“一名维吾尔族工人说，他是自愿来到企业工作，但面临‘限制’。他会说中文，但被要求在企业上普通话课程。他被‘限制’在新疆。企业不让他离开。”

2020年3月6日，《美国之音》引用所谓前新疆籍人士的言论诬称，“在安置就业期间，其工资远低于当地最低标准。”

2021年4月27日，《卫报》引用反华人士的言论诬称，“维吾尔人与家人的沟通有限或没有沟通，母亲与孩子分开，家庭破裂。”

实际上，为了更好地服务转移就业人员，为其外出务工提供便利，新疆各地政府主动联系铁路部门预定车次。这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

我国在法律、政策和实践层面充分保障各族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实行同工同酬，不存在对任何民族的歧视。法律明文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维吾尔族员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同等权利，企业无权也不会限制其自由。企业甚至为其提供专门的清真餐厅和舒适的住宿环境，通过开展各类文体活动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加深员工之间的感情。

我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障正常的宗教活动。维吾尔族员工完全可以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企业规章制度以及正常工作的前提下，从事宗教活动。

其五，媒体采取倾向性引用策略对我国肆意攻击。

我们对13家媒体的189篇报道进行分析，发现在炒作“强迫劳动”谬论时，海外媒体主要采纳“ASPI”和劳拉·墨菲发布的“研究报告”以及“世维会”及其下属机构的言论。同时，相当部分报道引用反华政客言辞来论证观点，缺乏实地调研和第一手资料，更没有对维吾尔族员工的访谈，并未提供切实可靠的信息。

2018年12月18日，《美国之音》刊发文章，诬称新疆教培中心存在“强迫劳动”，并引用“ASPI”和“世维会”成员茹仙·阿巴斯的言论。《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同时刊发类似报道，引用信源均相同。

2021年6月25日，《华盛顿邮报》在其报道中引用所谓匿名研究员和前当地居民的言论诬称：“新疆一家硅工厂通过国家劳工计划招募和雇用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目的是让他们进入工厂。这些项目是‘强迫’居民劳动的一种形式，因为他们面临拘留或其他惩罚的威胁，无法拒绝。政府把他们的家人送到‘拘留营’，让他们收割棉花，从事其他工作，并恐吓他们停止与外界的联系。”

2022年4月11日，加拿大《环球邮报》在其报道中刊发《加拿大监管机构被要求调查中国“强迫劳动”的进口指控》一文，引用总部位于渥太华的所谓“维吾尔权利倡导项目”执行主任马合木提·土赫提的言论诬称，“希望对‘强迫劳动’进口产品的调查能促使加拿大就此采取更大的行动。对中国棉花的依赖可能意味着在企业供应链存在‘强迫劳动’”。

可见，西方媒体通过片面引用所谓匿名信源、反华分子的不实言论，使用骇人听闻的新闻标题，将偏见隐藏其后，达到误导受众和传播谬论的目的。所引用和报道的材料缺乏对现场和实际情况的调查，缺乏可验证性，其传递的信息充满恶意揣测和谎言。

四、结语

西方反华势力炮制所谓“强迫劳动”谬论是手段，遏制我国经济发展是目的。他们颠倒黑白、违背事实真相，制裁打压新疆企业，侵害新疆各族群众的劳动权和发展权。

显然，一切攻击抹黑都抹杀不了新疆繁荣稳定的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国发展的脚步。谎言就是谎言，唯一的归宿就是历史的垃圾桶。

（本文刊载在《统一战线学研究》杂志2023年第5期，录入时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