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提到西方的商业机构可以游离于减债之外，不受本国政府管束。那么我国的商业机构是否应该加强建设并参与到类似事务中？

唐晓阳：关于商业机构到底需不需要承担责任，需要根据情况来适当调整。我们国家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借给非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贷款比较多，虽然是商业贷款，但这些贷款很多都是国有银行发出的，所以关于我国发出的贷款到底应该算是商业贷款还是双边政府性质的贷款是有争议的。

我们国家也已经开始考虑，是否可以通过商业债券的形式来发贷款，而不是完全通过国有银行的形式。赞比亚和斯里兰卡的债务债券发生违约，其实与美元汇率的急剧上升有关，这导致了它们还债负担大大加重，如果我们能发行人民币债券，或许能够帮助这些国家减少汇率风险。

所以，中国和西方在债券问题上最大的争议就在于，债务债券究竟属于国家行为还是商业行为？而在这一次的债务问题上，这也会是双方谈判和沟通的焦点。

观察者网：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国和西方在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上两种不同的方式，以赞比亚或者斯里兰卡等国家为例，在处理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上，中国能够提供哪些解决方案？和西方相比有哪些明显的不同？

唐晓阳：中国的援助性贷款比例其实挺小的，但国内一直也有很多误解，以为中国是在“送钱”。实际上，中国的贷款大多数是商业性的，而且也是以中国企业到当地进行基建项目的形式借出的。我们也考虑借债方的难处，可以接受缓债，但我们所签的也是商业合同，该还的钱还是要还，我们还是需要契约精神，这也是我们能够跟各个国家发展持续互惠关系的重要基石。

刚才也提到，西方的双边贷款是援助性质的，虽然看上去给受助国的短期压力较小，但对于双方的长期关系其实是不利的，道理也很简单——单方面的援助就好像天上掉的馅饼，可能受助国慢慢地就会产生依赖性，觉得只要“伸手”就可以了。而如果贷款是商业性的，就需要遵守一定的契约精神，更需要考虑怎样把钱用到刀刃上，这种互惠关系也是中国一直秉持的可持续商业原则。

在债务结构方面，中国的贷款是具有方向性的，中方和借贷方会共同协商决定具体的借贷项目，比如基础建设或是一些有收益的工业制造项目，这样的借贷才是有意义的，能够慢慢形成良性循环，用生产收益来还掉贷款的利息和本金。而西方往往采取的是直接划拨，虽然这些借贷国家一下子能得到几十亿的援助金额，但它们在收到钱后往往无规划地使用，这也是最近几年这些国家出现债务问题的主要原因。

观察者网：西方一直说是中国把发展中国家拖入了“债务陷阱”，但从您刚才的分析的情况来看，事实上西方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唐晓阳：是的。无论是从目前借贷的金额还是借贷的方式来看，中国的借贷要比西方更谨慎。

从数额上来看，中国提供贷款的金额远远低于西方，甚至远远低于多边机构提供的金额。

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此次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导火索其实是欧债危机。2009年危机之后，西方经济渐渐萧条。而那一段时间，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的引领下经历了大约10年的市场发展时期，西方机构其实是想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当中获利的，而它们获利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发放债券。

在这10年时间里，西方有意识地放低了给发展中国家发债的门槛，又通过各种方式来鼓励发展中国家借债，但等到发展中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西方又立刻把发展中国家抛弃了。

所以这一次的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与西方有关。

观察者网：接下来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面临比较高的债务违约风险，我们应该怎样去规避这样的风险？

唐晓阳：中国其实早在2018年左右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风险会出现，从那时起我们已经大量减少了贷款，而到目前，中国已经几乎不再发放新的贷款了，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处理已有的债务问题上。

中国还是希望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包括西方一些真正对债务问题有所了解的研究者也都赞同中国的观点，认为进行认真的讨论是必要的。像西方那样急速解决问题的方式其实并不妥当，而且债务重组历来都需要漫长的过程，比如西方上一次债券危机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也是直到2005年左右才达成了协议。

这个事情的本质就是西方想要对中国施压，所以故意把事情夸大。可以看到，赞比亚的财长立刻就进行了澄清，他们也并没有责怪中国，各方其实都能够认识到这件事本身的复杂性。

另外，中国在接下来的后疫情复苏时代，还是会继续推广“一带一路”，也会继续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进行建设，但确实需要吸取经验和教训。

2022年7月29日，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出席中企承建的卡富埃河供水项目一期工程竣工仪式（图源：新华社）

我记得在大概在2016年左右，我们也是借贷给这些发展中国家，且数额在短期内快速增加，但与此同时，一些配套设施却没有跟上，这就导致了后期当地出现了一些抗议。

在后疫情时代，无论是出于财务的健康性还是规避争议的考虑，我们都应该让贷款发挥更好的作用，我们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改善的地方。

观察者网：能不能这么理解——每一次的危机和债务重组其实是一个新的开始，而在这样的关键节点上，也是西方和中国的一次博弈。

唐晓阳：是的，债务重组确实是一个争取谈判的重要机会，但是我们都希望不要把债务危机变成一种周期性危机。有些国家已经违约了好几次，每次违约之后又是重组，又是接受各种条件，拿到救助包裹以后又开始进行激进的财政方案，然后又出现短期内的经济过热，之后又进入萧条，又再次债务违约、进行危机重组。

这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土耳其、厄瓜多尔、阿根廷，包括非洲一些国家已经发生多次，这也是它们经济得不到真正持续发展的原因。

而中国选择的模式就是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集中于生产力方面的提升。我们认为，这样的发展能够摆脱市场周期性的怪圈，进入持续性发展。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您认为真正的治本之道是持续稳定的投入，帮助它们形成造血功能，然后逐步向健康的经济体发展。

唐晓阳：是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资本市场后面临的波动很大，它们在全球资本市场里可以说只是一片小叶子。市场的每一次波动，对于美国和欧洲这样的国家可能是可以容忍的，但对这些小国家就会是惊涛骇浪，对经济结构的打击也会特别大。

中国正是因为经历过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所以很清楚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让这些国家完全进入全球资本市场。

正如我所提到的，应该以一种符合发展中国家特性的方式去帮助它们，而不是让它们立刻加入到全球资本市场，这种波动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