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立场，无法凝聚共识，那么中国现在提一些“共同体”的理念，可能就是为了凝聚这样的共识？

唐晓阳:对，除了在思想上引导其他国家激发自身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以外，“共同体”理念其实体现在一起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为什么中国能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影响？其实就是因为经济结构上的互补性，我们完全可以在工业化进程的后半段，与这些国家进行产能合作，包括过去的一些具体经验仍然具有适用性，在这个阶段，我们也更愿意在这些国家投资兴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因为这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观察者网：“共同体”可能还体现在一起来做共同的经济增量，通过这种增量，可能就会消减一些内部的张力，用现在流行的词叫“内卷”。

唐晓阳：对，这个增量其实就是我最近在新书里提到的“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经济结构转变）”，当一个经济体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这个过程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增量，可能是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但是大多数农业社会由于各种各样的限制，做不出这样的增量，甚至不敢想象这样的增量，所以拒绝向这个方向尝试。

这样的经济体需要的是新的“启蒙”，需要全社会的共识、配合和努力。一旦尝到发展的好处，就能够凝聚更多共识，获得更多动力，这往往是一个“鸡和蛋”的循环因果问题，为了加快这个过程，我们作为一只外来的“鸡”，可能需要和他们一起“生蛋”，注入一种原动力。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28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达喀尔同塞内加尔外长艾莎塔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外交部网站图

观察者网：最后想谈一谈媒体，开头我们提到的《纽约时报》，他们为了这篇报道投入了一位普利策奖得主，一位西非区区长，还有另外两位记者，据我所知前后花了好几个月实地调查和跨国合作。如果撇开立场不谈，西方有很强势的话语霸权，大媒体舍得投入资源，一些记者又那么有敬业精神，中国的媒体人应该怎么办？

唐晓阳：《纽约时报》和一些其他西方主流媒体在专业性、规范性上确实有长时间的积淀。我认为，中国的媒体首先需要做好自己，而且是长期做好自己。现在有些媒体有比较浮躁的现象，好像西方说一个话题，我们就一定要去怼一下，而且追求声音跟对方一样大，我认为，那样做反而会迷失自我。

因为目前中国在全球舞台上还是一个后来者，西方一些机构背后，是有近代几百年的经营历史做背书的，中国在很多地方还没有做好自己的根基。另一方面，虽然西方有很深的根基，但还是经常傲慢犯错的，比如《纽约时报》、BBC过去的很多报道扭曲事实，漏洞百出，连西方学者有时都忍不住反驳。我们怎么抓住对方的错误，要讲究沉住气，找机会，你们观察者网也经常做这样的工作，找到对方明显的错误批驳，加快他们信用存量的消耗。

观察者网：是的，确实有您说的这个问题，而且有时候对方像特朗普这样的政客挑起民族主义情绪，如果我们也以极端民族主义回应，对我们来说不一定有利。

唐晓阳：是的，如果两个人只是不停争吵，在旁观者看来，只会认为两人是一个档次的。

如果不是好的机会，我们作为后来者可以选择不讲，真正做一些实事，虽然一开始好像声音小一点，但过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就会得到信服。沉住气认真做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可能慢，实际上是快的。

不要急，这个非常重要，当然有机会也要抓住对方的破绽错漏。

观察者网：是不是应该多去现场？

唐晓阳：对媒体来说去现场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我想强调另一个方面，理论建设。

因为话语权的争夺要有理论基础和时间积淀，你刚才强调那位记者是普利策奖得主，觉得他很牛，但如果是一位范长江新闻奖得主，可能普通人都不太知道。现在西方记者写报道的时候，理论工具很多，比如自由主义、民主人权等等，但是中国记者现在除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缺乏可用的经济理论工具。

观察者网：林毅夫老师说过，中国的经济实践是一个理论富矿，但是现在还没有人把它挖出来。

唐晓阳：我还是那句话，不要急。

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学理论问题，而是跟政治、社会、历史紧密相关的系统性问题。经济理论的提炼，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政治，甚至哲学上的认识。

西方的理论是建立在近200年，甚至500年近现代化基础之上的，而我们改革开放才40年，甚至即使现在有人提炼出真正的理论，别人也不会认为这是正确的理论，因为理论的形成需要凝聚大众共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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