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启迪未来

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否定远东审判的思潮逐渐抬头，他们把远东审判视为日本民族“痛苦”、“自虐”的根源。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某些人和右翼学者从政治、学术、教育、文化等各个层面，更加变本加厉地诋毁远东审判。一些高官从本国狭隘的所谓“民族文化”和“价值理念”出发，将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并经东京审判定罪的甲级战犯作为“国家民族的英雄”，完全无视饱受他们制造的深重灾难的邻国人民的感情，肆意践踏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价值观和国际法准则，使日本国家和人民陷入违背国际道义的泥沼。

他们公然否认远东审判的合法性，为日本甲级战犯开脱罪责；日本政要接连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并诡辩称这是“日本的内政”、“私人的情感”；文部科学省还通过了否定远东审判的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他们把侵略战争歪曲为解放战争，胡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这些言行已经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了解历史将无从判断过去，《朝日新闻》的调查表明，90%的日本年轻人不了解远东审判，因此他们并不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2]

今天，爱知县三根山上所谓的“殉国七士庙”（日本7名甲级战犯墓地），还在招魂。日本右翼和某些保守政治家还有一个谬论，就是认为“甲级战犯所谓的反和平、反人类罪是占领军随心所欲制造出来的”。这种“任意审判”论以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为代表。其实，远东法庭判处甲级战犯“反和平罪”、“反人类罪”，追究其个人的战争责任，并非是在无法可依下作出的“任意审判”，国际法中早已有先例。例如一战结束后，根据《凡尔赛和约》第227条的规定，协约国成立了一个由美、英、法、意、日五国组成的特别法庭，追究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破坏国际道义和条约尊严的战争罪行，后因威廉二世逃亡荷兰，致使审判最终没有实现。此外，1928年的《非战公约》以及《国际法院规约》等中均有相关规定。战后70多年的历史也证明，对于发动侵略战争战犯的追究，是极为必要的。

日本政府接受远东法庭的判决这一历史事实不容篡改。战后日本政府接受了远东法庭的判决，即接受了远东法庭关于日本侵略事实和战争责任的认定，接受了对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判决。在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第11条明确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同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日本得以重返国际社会。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写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1986年8月19日日本官房长官在众议院内阁委员会答辩时说，日本“根据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第11条，在国与国关系上，接受审判是事实”，这些表明日本政府已明确承认东京审判的正当性。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性质，国际社会早有明确的结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公正的审判。企图以狭隘的民族史观来挑战历史的定论，只能是徒劳的。作为东京审判的延续和发展，战后国际社会更加明确严厉追究战争罪。1968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即违反人道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的决议，规定战争罪犯不适用“法定时效”，不论经过多长时间均不能免除其法律责任。至今，纳粹战犯仍在追捕之列。二战中，日军在中国犯下了南京大屠杀、强掳劳工、强迫妇女充当军事性奴隶（“慰安妇”）、细菌战、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行，对发动这场侵略战争及违反人道主义的战争罪犯不予严惩，则无以告慰悲惨死去的数千万亡灵，无以警戒避免悲剧再次上演。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73年，然而，战争依旧在与人类相伴而行，人类是否能永远告别战争、远离暴力与强权下的恐惧，将取决于人类是否能从每一次劫难中获取多少教训，增长多少理性。我们需要谨记梅汝璈法官的教诲：“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12月13日，“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0周年——东京审判巨幅长卷油画及影像图片展”在中华艺术宫举行开幕仪式

纪念东京审判宣判七十周年研讨会现场

注释：

[1]《申报》1948年11月30日。

[2]《朝日新闻》2006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