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交通大学主办的“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0周年研讨会”在中华艺术宫举行，本文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发言内容，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使命就是：把当年在日本法西斯政府中策划、准备、发动或执行侵略战争负有最高或主要责任的人物，作为主要战犯予以逮捕、侦查、起诉、审讯和判刑，由国际军事法庭依照法律程序，对这类主要战犯加以审讯和惩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东京审判和纽伦堡两个国际军事法庭一致确认了发动侵略战争和违反人道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因此判决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意愿。两个判决，不仅制裁了德日主要战犯，而且给了此后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人以强有力的警告。

远东审判是司法程序和司法正义的结晶。著名法学家王铁崖曾指出：“惩罚战争罪行和战争罪犯就是从区分侵略战争和非侵略战争以及谴责侵略战争这样的原则引申出来的，而反过来又推动了这样的原则向前发展，从而使它们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得到了确立。”纽伦堡和东京的战犯审判，确立了联合国一致赞同的原则：破坏和平、进行战争、践踏人道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必将为此承担责任并付出高昂代价。这一原则对当下和未来人类处置战争犯罪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张扬了理性、公平、正义”，是国际法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法庭所坚持的“侵略罪”和“反人道罪”，早已被写入《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而成为人类社会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之一；法庭所确立的一系列战争法原则和规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般国际法原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运作，是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而做出的努力之一，它所宣扬的价值对今天的人们仍有所启发。

远东审判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使一些不太为世人所知的暴行，如大屠杀、大规模强暴妇女等被揭发，使世界人民了解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罪恶。日本军队设计的阴谋，如皇姑屯事件、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真相等也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同样，远东审判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中国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制裁日本侵略的国际文件的签字国之一，中国积极认真地参加了审判，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东京法庭审判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许有人会问，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有没有缺陷和遗憾呢？与纽伦堡军事法庭一样，东京审判在消除纳粹主义、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根源方面尚留有缺憾，同时也有许多明显的缺点。

远东审判在惩处日本战争罪犯和消灭军国主义势力上是不彻底的。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纽伦堡审判时，整个纳粹体系作为审判对象，要承担责任，而东京审判只有战犯个人受审，这使得日本保守势力认为日本并没有国家责任；

二是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元首和军队最高统帅的天皇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

三是美国从本国立场出发，主要追究的是对美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战犯；

四是在审判后期，美国出于自己远东政策的需要，放松了对部分重大战犯战争责任的追究，如1948年宣布释放19名重要战犯，1950年又在刑期终了前释放了所有日本国内在押战犯。其中被称为“满洲之妖”的岸信介于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其内阁成员半数为曾被清洗之战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京审判应达到的效果，使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战争罪犯的清算并不彻底。

而其中最大的遗憾在于让天皇裕仁逃脱了战争责任的追究。1948年时中国法官梅汝璈指出：“在第二轮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得到无数的证据，足以证明他（日本天皇）即使不是日本侵略战争阴谋的发起人之一，至少他是一个消极的阴谋的参加者。这一点，即足够构成他从犯的罪名。”[1]事实上，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的多数法官包括庭长韦勃也认定日本天皇裕仁有罪。

裕仁天皇和麦克阿瑟

但是，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根据自己全球战略的需要，制定了对天皇的处置方针：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不起诉天皇；但在新宪法中，天皇只是一种象征性存在。从而将裕仁排除在被起诉战犯的名单之外，这给战后历届日本政府拒绝正视那段侵略历史留下了后患，给日本战后政治带来了深刻的负面影响。正是这种不彻底，使得日本不能正视自己发动的侵略战争及其战争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