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Der Nomos der Erde，目前刘毅、张陈果的中译本将其翻译为“大地的法”。刘禾主张翻译为“全球规治”，认为“die

Erde”所指的是“地球”，而并非与“海洋”相对的“陆地”或“大地”，因为施米特在书中也花费大量篇幅探讨了对于海洋空间的争夺。施米特同时强调希腊语中的名词“νόμος(nomos)

”源于动词“νέμειν (nemein)

”，后者兼有“划分”和“放牧”的意思。基于这一词源，“nomos”既是人们依照某种秩序用来划分和安置土地的丈量手段，也是由此而确立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宗教秩序的形式。因此，刘禾主张以“规治”而非“法”来翻译“nomos”，以凸显出施米特希望强调的丈量和统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参见刘禾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53-55页。刘小枫认为，施米特在该书前言中引用了歌德的诗句“所有无关紧要的事物终将消散，只有海洋（Meer）和大地（Erde）巍然不动”，认为“Erde”不应翻译成“地球”，并主张“Erde”一词甚至不妨读作“天下”。刘小枫：《欧洲文明的‘自由空间’与现代中国》，载张广生主编：《中国政治学》201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两种译法各有不足。施米特在其著作标题中使用“νόμος

(nomos) ” 这一词语，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其多义性，

“规治”恰当地强调了“nomos”与其动词形态“nemein”的关联，但这一译名放在施米特批判实证主义的情境之中，对“nomos”作为“高级法”的意涵强调稍弱。另一方面，该书确实不仅仅涉及陆地空间的划分，同时也花费大量篇幅讨论对海洋空间的争夺，而施米特的《陆地与海洋》是以“Land”而非“Erde”一词作为“Meer”（海洋）的对立面。为读者查找方便，本文正文中仍沿用刘毅、张陈果译本所用的“大地的法”的译名。

[1] 康有为：《波兰分灭记》，载姜义华、张华荣编：《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7页。

[2] 梁启超，《波兰灭亡记》，载《时务报》1896年第3期；《东文报译:过波兰记》，[日]古城贞吉译，载《时务报》1896年第15期。次年，《时务报》又发表了一篇与波兰有关的译文: 《英文报译:波兰向俄》，孙超、王史同译，载《时务报》1897年第44期。                  

[3] [美]瑞贝卡·卡尔：《世界大舞台》，高瑾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5-36页。

[4]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刘毅、张陈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7页。该译本将Flächenstaaten翻译为“区域国家”，有较大歧义，以上引文中作了纠正。

[5]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144页。

[6] 同上。

[7] [德]卡尔·施米特：《国际联盟的第七次变化》，载《论断与概念》，朱雁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

[8]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214-215页。

[9] “就其政治存在的整体和一切细节来看，民主制预设了拥有政治存在意志的同类的人民。在此一先决条件下，卢梭完全有理由说，人民所意欲的事情总是善的。这个说法的正确性并非缘于某个规范，而是缘于人民的同质性存在。”[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页。

[10]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144页。

[11] 刘祖熙：《波兰通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0页。

[12]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Vol.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259-260.

[13] 巴尔联盟中的一位成员米哈尔·叶霍斯基（Michał Wielhorski）委托卢梭为波兰宪法改革提意见，于是卢梭起草了其著名的《波兰政府论》，主张波兰应与奥斯曼土耳其结盟，由后者牵制俄国，波兰趁机加快推进改革，取消贵族的自由否决权，将原有的自由选王制改为以抽签的方式从高级贵族中产生3名候选人，再通过票选产生国王。卢梭：《 波兰政府论》，田飞龙主编：《卢梭立宪学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页、第177-186页、第188页。

[14] Piotr S. Wandycz ,The Lands of Partitioned Poland, 1795-1918,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5，p.8  

[15] 普鲁士在三次瓜分中共计获得波兰20%领土和23%人口，奥地利获得18%领土和32%人口，俄国获得了62%领土和45%人口。Ibid., p.11.

[16] Edmund Burke, “Letter to A. H. von Borcke, 17 January 1774,” The Correspondence of Edmund Burke, Vol.II,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514.

[17]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144页。

[18] [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第51-54页。

[19] [德]诺贝托·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王佩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

[20] [德]卡尔·施米特：《国际联盟的第七次变化》，第214页。

[21] [德]卡尔·施米特：《国际法中的帝国概念》，载《论断与概念》，第321页。

[22]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144页。

[23] [德]卡尔·施米特：《国际法中的帝国概念》，第321页。

[24] [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4-86页。

[25]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144页。

[26] Serhiy Bilenky, Romantic Na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03-181.

[27] 刘祖熙：《马克思恩格斯和波兰民族解放运动”》，载《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28] Count Valerian Krasiński, The Polish Question and Panslavism, Chapman and Hall, 1855, pp. 4-6.

[29] Count Valerian Krasiński, The Polish Question and Panslavism, p.132.

[30] Ibid., p.130.

[31] 此以1791年宪法为成果的政治改革，该宪法废除贵族的自由否决权；将波兰的自由选王制改为君主世袭制。

[32] Count Valerian Krasiński, The Polish Question and Panslavism,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55，pp. 146-147.

[33] Ibid., p. 154.

[34] 在此指波兰人曾挡住了奥斯曼土耳其进攻的脚步。

[35] 罗伯特·弗格森是来自苏格兰杜弗里斯郡弗格森家族的的第十七代领主，律师和政客，1826年成为国会议员，1834年被任命为枢密院议员，1835-1838年出任军事法庭总长（Judge Advocate General）。

[36] Robert Cutlar Fergusson, Speech on the State of Poland, 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s of "The Mirror of Parliament,"  1832 , p. 6.

[37] Ibid. , p.3.

[38] [德]卡尔·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58-359页。

[39] 施米特在Der Nomos der Erde中强调希腊语中的名词“νόμος (nomos)”源于动词νέμειν (nemein)，后者兼有“划分”和“放牧”的意思。[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37页。基于此，这里的Nomos应当被理解为基于对全球政治空间的测量和划分而形成的政治秩序。

[40]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46页。

[41] 刘祖熙：《波兰通史》，第348页。

[42]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1918年1 月5 日宣称：“一个由纯血统的波兰人组成的独立的波兰，对于东欧的稳定是迫切需要的。”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十四点和平纲领，其第十三点称：“应该建立独立的波兰。它应该包括无可争议地是由波兰人居住的地区和自由而安全的出海口。它的政治和经济独立以及领土完整应由国际条约来保证。” 6月3日，英、法、意三国总理在凡尔赛开会形成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称：“建立拥有自由出海口的统一和独立的波兰是持久和正义的和平和欧洲法律程序的一个条件。”刘祖熙：《波兰通史》，第349页。

[43] 刘祖熙：《波兰通史》，第415页。

[44] R.F. leslie edi., The History of Poland since 186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204.

[45] 当然，也有辩护认为波兰对德国一直是警惕的，其乘火打劫之举，是为了打破德国在南北两翼的包围。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Vol.2,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19。  

[46]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222页。

[47] [德]卡尔·施米特：《国际联盟与欧洲》，载《论断与概念》，第88页。

[48]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226-227页。

[49] [德]卡尔·施米特：《国际联盟的第七次变化》，第214页。

[50] [德]卡尔·施米特：《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载《论断与概念》，第313页。

[51] [德]卡尔·施米特：《国际法中的帝国概念》，第314页。

[52] 同上书，第315页。

[53] “Germany Outraged by Italian Newspaper's 'Fourth Reich' Headline,”  The Guardian ,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greenslade/2012/aug/07/angela-merkel-silvio-berlusconi, last accessed on 28 March 2019.

[54][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222页。

[55] 参见章永乐：《“大国协调”与“大妥协”：条约网络、银行团与辛亥革命的路径》，载《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

[56]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即痛陈，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原本被列强视为“半化之国”的地位，现在有坠落到“非洲黑奴”地位的危险。康有为：《 上清帝第五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1899年梁启超在《文野三界之别》一文中谈到：“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曰蛮野之人，二曰半开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义，则谓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阶级，顺序而升，此进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认也。”梁启超：《文野三界之别》，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9页。

[57] 例如，欧洲战争的胶着状态加强了日本在东亚的国际地位，日本不允许中国通过参与一战获得与日本平起平坐的地位，强烈反对中国参战。到了1917年，日本通过“西原借款”，确保段祺瑞政府不会减损自己的在华利益，中国才得以对德、奥两国宣战。参见唐启华：《洪宪帝制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58] 参见章永乐：《威尔逊主义的退潮与门罗主义的再解释》，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3期。

[59] [德]卡尔·施米特：《游击队理论》，载《施米特文集》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332页。当然，施米特只是放宽了他赞同的“有限战争”的尺度，但并没有放弃对“有限战争”的执着，他将中国保家卫国的游击战视为一种具有内在限制的战争，而将列宁-格瓦拉的全球游击战视为中国实践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