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璐璐、章永乐】

引言

1898年8月，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波兰分灭记》。该序言指出，当年瓜分波兰的主力沙皇俄国，已经在中国东北取得了铁路特权与旅顺、大连两港，中国若受制于贵族大臣，无法及时推行变法，或将重蹈波兰被列强瓜分的覆辙。[1] 康有为对波兰案例的认识，最早或许来自于其学生梁启超所主持的《时务报》在1896-1897年对波兰的介绍。[2] 波兰案例如此令人震撼，以至于到20世纪初，波兰灭国的悲惨形象已越出了士大夫的圈子，出现在民间通俗文化作品中。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土地上蔓延时，上海梨园已在上演新派京剧《瓜种兰因》——一出关于波兰的失败与分裂的剧目。[3]

一百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比较波兰与中国的近代境遇，或许可以看到一个相似的现象：当欧洲列强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时，无论是波兰还是中国，都陷入了悲惨的境地；一战之中“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的破裂，反而给波兰与中国带来一线生机——波兰在一战之后复国，而中国也在一战之后走上动员基层民众的反帝革命道路，扭转自身不断下坠的命运。然而，在1950年初版的《大地的法》中[见文末说明]，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对于一个半世纪国际秩序演变的观察，却呈现相反的色调。在施米特看来，从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曾经拥有有效的国际秩序，以“不歧视敌人”和“限制战争”为特征的欧洲近代国际公法，在此期间达到了高峰；但在一战结束之后，欧洲未能重建行之有效的国际秩序，“欧洲公法”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施米特怀念“欧洲公法”的黄金时代，并以这一黄金时代作为参照，展开对一战之后的国际秩序的批判。

然而“欧洲公法”的黄金时代究竟有多美好呢？要理解施米特笔下的“欧洲公法”，我们有必要从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中的这段论述入手：

“……新国际法的出现要归功于一个新的具体空间秩序的形成，欧洲大陆的区域国家与不列颠海洋帝国达成了合作与均衡，据此形成了一个宏大的自由空间。欧洲大陆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封闭的领土型国家（Flächenstaaten），它们们拥有单一的中央政府和管理结构，以及固定的领土边界，与之相适应，诞生了新的万民法（jus gentium）。根据领土型国家的空间秩序，欧洲土地具有了一种特别的国际法地位，这不仅限于欧洲大陆内部，而且针对自由海洋空间，以及所有的非欧洲土地。[4]”

从16世纪到19世纪末的“欧洲公法”脱胎于中世纪的封建秩序，终结于20世纪上半叶欧洲空间秩序的崩溃。不同于中世纪“万民法”，近代“欧洲公法”既不是封建法，也不是天主教会的法，而是以国家（state, Staat）作为基本单位的法。不同于一战之后出现的新国际法，经典的“欧洲公法”并未将战争中的敌人视为道德上低下的罪犯，也没有把侵略犯罪化，而是在欧洲内部致力于限制战争，而非消灭战争。在施米特看来，欧洲内部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文明内部的有限战争，不是毁灭性战争；但在海洋上划分的“友好界线”（Freundschaftslinien）之外，欧洲列强有可能进行更为激烈的战争——这种“友好界线”因而区分出了内与外、文明世界与非文明世界。

尽管施米特并未明言，其“文野之辨”有着如下的意涵：欧洲内部的有限战争与在殖民地之外的超限战争，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欧洲列强将巨大的能量投入到对海外殖民地的占取，这使得他们有可能在欧洲内部维系一种相对较为和平的秩序。对欧洲列强而言，将内部冲突保持在低烈度状态的关键就在于，他们需要对这种空间上的“文野之辨”保持最基本的共识，从而将极端的暴力释放到外部，而非欧洲内部。

然而，施米特笔下这个“欧洲/海外”的二元结构，或许只是对历史发展结果的高度简化。一旦引入时间因素，探讨这种二元结构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过程才得以完成，就能看到更多的历史复杂性。如施米特所言：“欧洲公法”的基本单位是近代的领土型国家，但欧洲各个政治单位成为领土型国家的时间不一。如果说西欧国家是在建构海外殖民帝国的过程中推进了本土的领土型国家建设——君主通过在海外汲取资源，拉大其与本国贵族的实力差距，从而将后者纳入绝对主义国家机器——远在欧洲中东部的列强在最初的两个世纪内没有转向海洋的物质条件，其君主在推进领土型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依靠的是从欧洲内部汲取资源。某些实力较弱的政治单位，在此过程中便成为另外一些欧洲政治单位的牺牲品，波兰则是这些内部牺牲品中最为突出的一个。1772年、1793年与1795年，波兰三度被欧洲列强瓜分；1815年，拿破仑在波兰建立的华沙公国又一次被欧洲列强瓜分，在其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俄国沙皇控制之下的会议波兰王国（Congress Kingdom of Poland）。

《大地的法》并未将波兰灭国视为一个悲剧，而是将其作为“有限战争”时代的一个寻常的事件加以叙述。不仅如此，从《大地的法》对波兰的唯一一段直接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更为黑暗的笔调：

“……欧洲的国家体系，即欧洲土地上的领土权力空间秩序，因此而建立起确定化的结构。这并非是主权者之间出于自愿的不稳定的联合，而是一种普遍性的空间均衡体系，由此才能建立起欧洲战争约束机制，并成为国际法秩序的根本支撑。这套体系的基础在于具有特定国家秩序的封闭领土。波兰王国没有超越封建阶段，尚未建成现代欧洲国家的组织结构。波兰不是国家，而且直到18世纪的最后三十多年，仍然被几个国家分割占领。它没有力量发动自卫式的国家战争反抗来自邻国（1772，1793，1795）的分割和占领（Landnehmen）。但是纵观整个19世纪，波兰问题对欧洲国际法的国家间空间秩序形成了持续性的挑战，也使得民族（Volk/Nation）与国家（Staat）的区分问题成为国际法上历久常新的问题。”[5]

在施米特看来，波兰不是一个国家，因此俄、普、奥三强对波兰的瓜分，也说不上是对一个国家的瓜分。如此，所谓“波兰问题”，似乎在概念上被消解于无形。但施米特又提到，“…… 纵观整个19世纪，波兰问题对欧洲国际法的国家间空间秩序形成了持续性的挑战”。 [6] 这里的上下文并没有顺畅的过渡，会让许多读者产生一种跳跃感。同时，关心波兰命运的读者也会好奇，在施米特的思想框架中，20世纪的波兰又会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本文尝试通过在波兰历史经验与施米特论述之间的对勘，来准确定位波兰在施米特的国际体系/国际法理论中的位置。但这一定位的努力，并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史的演练。鉴于波兰与中国之间的比较在20世纪初是如此深入人心，在波兰历史经验与施米特论述之间的对勘，最终有助于我们从中国经验出发，反思性地阅读施米特的论述，揭示其思想的穿透力和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