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如果说政体意义上的“帝国”，即拥有皇帝头衔的君主国，在20世纪纷纷消亡，作为扩展了的、内部包含多层权威结构的政治体意义上的“帝国”，仍然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概念。当我们讨论“美帝国”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后一种意义上展开的。这种“帝国”，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区域霸权或全球霸权。霸权既需要强力，也需要主动的服从，于是它同样需要一种“正统论”。

在一系列相互冲突的局部的“正统论”之中，论述英-美霸权转移的“正统论”获得了比较大的影响力。这一正统论的基础，当然不再是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与基督教神学。但是，这种正统论发生重大影响，并非偶然，它背后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与中世纪的理论结构相类比，也许可以说，资本正在成为了新的规范世界中的上帝，它来挑选最能够服务于自己利益的帝国，从而赋予其正统地位。而且这种正统地位的授予与确认，不需要像中世纪的神学论证那样如此看重形式与程序上的连续性，更不需要追溯到罗马帝国或更早的帝国。霸权国家出身低微并不重要，其达到的非凡成就与其卑微出身相对照，反而可以更好地体现其非凡的能力，从而证明其是肩负非凡历史使命的国家。按照中世纪的贵族政治观念来看，威尼斯、荷兰、英国与美国的最初出身都并不高贵，但它们的所作所为，使得它们最终能够在资本帝国的谱系中占据了显赫地位。

资本帝国的自我论证方式是“使命型”的，即宣称自己肩负着一个伟大的传播自由与文明的使命，而自由与文明的内涵，则可以从资本的利益出发加以界定。 美国的自我论证中甚至还经常出现神学背景的“选民论”，即美利坚是上帝所挑选的“山颠之城”（(City upon the Hill）——这在罗马天主教的眼光来看必然是荒诞不经的。但不管资本帝国如何以“使命”或“选民”的话语来自我论证，其结构始终是中心对于边缘的剥削与压迫。

今天，随着特朗普政府转向“美国优先”政策，中国已经成为国际领域中的“自由贸易”旗手。我们能期待中国能在某一天被纳入这个流行的“正统论”谱系吗？这种渴望已经在国内的一些话语中出现。但这种期待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即便在若干年后，中国成为无可争议的全世界最大经济体，恐怕也很难成为资本世界中的那个“被挑选者”（the chosen），从而被纳入那个流行的“正统论”谱系，因为中国本来就是不是以资本帝国常规的方式崛起的，即便掌握了“自由贸易”旗帜，也缺乏其他标志性符号。中国人口规模巨大而资源极其有限，一种强调个体与资本扩张性的话语很难与中国的治理实践相配套，也不太可能会成为主流话语。

但这也许恰恰可以让中国放弃幻想，从而朝向一种更大的普遍性：中国的光荣，并不在于攫取极多的资源供养数量有限的人口并向他人夸耀自己的“自由生活”，而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走出一条更具普遍性的发展道路，从而为诸多渴望发展并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精神上的激励和经验上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Lydia H. Liu，The Clash of Empires：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1.

[2] Niall Ferguson，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Allen Lane/Penguin Press, 2003.

[3] David Armitage，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5]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85页。

[6]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下），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46-347页。

[7]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下），第346页。

[8] Paulus Orosius, tr. Roy J. Deferrari , 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81, pp. 44-46.

[9] Ibid, pp. 285-287.

[10] Daniel,2：31-45.

[11] St. Jerome, tr. G.L. Archer, Jerome’s Commentary on Daniel, Michigan: Baker Book House， 1958, p. 32.

[12] 杰罗姆的《但以理书评注》完成于407年。476年，罗马帝国西半部分的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被日耳曼人的部落首领奥多亚克废黜，西罗马灭亡。罗马帝国东半部分则继续存在，始终自称“罗马帝国”，后被称为拜占庭帝国，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所灭。

[13] 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孙秉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4页。

[14]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第415-417页。

[15] 根据Fritz Kern，中世纪时代，只有古老的好的法律（the Old good law）才是正当性的基础。Fritz Kern, tr. S. B. Chrimes, Kingship and Law in the Middle Ages, Greenwood Press, 1985, pp. 149-151.

[16] 该文献的可信度长期遭到质疑，但直到1440年才被证明系伪造。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指出了文件中的几个客观错误，比如其中提到了几座当时并未建成的庙宇以及君士坦丁其实从未患过麻风病的事实。天主教会承认了法令是伪造的，并于1929年将相关土地归还给了意大利。

[17] Robert Folz tr.  Sheila A. Ogilvie, The Concept of Empire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Edward Arnold Ltd, (1969), p.11.

[18] 亨德森（Ernest F. Henderson）的译本使用的是“或”（seu），富尔茨的译本使用的是“和”（et）。亨德森认为，教皇把“意大利或西部地区”篡改为“意大利和西部地区”，以主张其对整个西欧世界的权力。参见Ernest F. Henderson, Select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 (1925), p. 269.

[19] Robert Folz，tr. Sheila A. Ogilvie, The Concept of Empire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Edward Arnold Ltd, (1969), p. 179. 另一版本是：“朕的帝国和王国的权力（the power of our kingdom）应当转移到……。因为在……，一位尘世的统治者拥有管辖权（jurisdiction）是不正当的。”见Ernest F. Henderson, p. 328.

[20] 这段材料的两个译本分别来自Robert Folz，tr. Sheila A. Ogilvie, The Concept of Empire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Edward Arnold Ltd, (1969), p.181; James Bryce, The Holy Roman Empire, New York: the Macmillian Company, (1901), pp. 53-54.

[21] Marsiglio of Padua，tr. Annabel Brenett, The Defender of Peace, Cambridge Unversity Press(2005), pp. 557-558.

[22] Marsiglio of Padua，tr. Cary Nederman, Defensor minor and De translatione Imperii, Cambridge Unversity Press(1993), pp. 6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