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转移”的东方版本：沙皇俄国与“第三罗马”

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灭亡后，但东罗马并未受到太大影响，这是因为东西两半早已貌合神离，各过各的了。君士坦丁大帝把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330年迁都至此，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的永久首都和“第二罗马”，罗马城对帝国的政治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了。而查理曼大帝也不甘示弱，努力把亚琛建设成为“新罗马”，由此形成了两个“第二罗马”的对峙局面。

同时，东西教会之间的分歧也变得不可调和，发生于1054年的大分裂其实从这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双方的语言文化差异，以及政治形势都导致了隔阂的加深。西方的拉丁教会坚持以罗马教会的使徒起源为基础，论证和加强罗马教廷的至高无上地位，而东方教会认为包括罗马在内的四大宗主教会都因其规模、历史和政治原因而具有重要性。在争夺东欧的斯拉夫各民族的过程中，东正教胜出，为15世纪下半叶的“帝国转移”埋下了伏笔。

这次，同样的故事在一千年后的东罗马帝国上演。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苏丹默罕默德二世攻破，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战死，“第二罗马”沦陷。两年后，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苏菲亚公主出生于罗马教廷的庇护下，教廷希望联合东西教会的力量共同对抗土耳其人。早在1448年，基辅罗斯的主教们已经通过选举都主教（metropolita）的方式建立了教会的独立性。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让俄罗斯人意识到他们将是东正教的最后庇护所，一些东正教人士提名莫斯科为“第三罗马”或“新罗马”。1472年，俄罗斯大公伊凡三世与拜占庭末代皇室旁支索菲亚公主结婚。他们的儿子，后来的瓦西里三世被称为“沙皇”（Tsar，俄文中“凯撒”之义）。

伴随莫斯科崛起的是一系列关于“帝国转移”问题的著作，这些著作构建并描述了帝国和教会帝王向俄罗斯的传承的谱系。特别重要的是僧侣菲洛修斯（Philotheus，也称Filofei）给瓦西里三世的信，信中宣称，随着君士坦丁堡，即第二罗马的陷落，莫斯科成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罗马。除了“沙皇”和东正教俄罗斯是唯一剩下的真正的基督教国家的说法之外，第三罗马学说也为俄罗斯帝国野心辩护，并将拯救和统治世界是俄罗斯命运的观念合法化。

俄罗斯的正统性宣称，也遭到了其他一些势力的反驳。奥托曼苏丹默罕默德二世宣称自己是Kayser-i Rum, 即“罗马凯撒”的意思。苏丹本人宣称拥有拜占庭皇室的血统，他的宣称也得到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承认，尽管西部的罗马天主教会对此不以为然。

“帝国转移”观念的近代演变

近代早期的欧洲崛起了一系列殖民帝国，这些殖民帝国的统治者，除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曾担任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没有皇帝头衔。而宗教改革的发生，使得基督教世界发生巨大的分裂与对立，罗马教廷丧失了对英国、荷兰等新教国家的权威，甚至法国这样的天主教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也在三十年战争中选择了与新教国家结盟。“正统论”的前提是一个统一的规范世界，当这个规范世界发生分裂，出现的就是各种自称的、无法获得一致认可的“正统”。比如说，当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君主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诏书来论证其对新大陆征服的正当性的时候，新教国家对这样的论证必然会提出反对。

然而，在各国向外殖民之时候，它们所使用的话语中也出现了一些共同的特征。将殖民包装成“教化”（civilizing）的事业，是一种常用的话语策略，而“教化”既包括传播基督教——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也包括了传播本国的其他文明成就，如英国人会骄傲地宣称他们传播了商业、贸易与法治，简而言之，“自由”。欧洲社会的世俗化，使得“文明”（civilization）的话语逐渐从神学话语中脱离出来，但“文明”的实质内容中仍然保留着基督教传统，通过殖民传播所谓“文明”的行为方式中，也保留了基督教式的传教热情——中国古代也有文野之分，但又强调“王者不治化外之民”“但闻来学，未闻往教”，并没有基督教式的传播热情。19世纪实证科学的发展，又进一步为“文明”“半文明”“野蛮”等范畴区分提供了种种“科学”证明，尽管人类学家更深入的研究也使得这些范畴经常变得可疑。

法国大革命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地震。1804年，拿破仑称帝。在加冕礼上，拿破仑将皇冠从教皇手中夺过来自己为自己加冕，从而在仪式上就避开了当年查理曼大帝落入的陷阱；而从法理上说，拿破仑皇帝是“法兰西人的皇帝”（empereur des Français），其统治正当性源于法兰西的国民主权，这标志着帝国的正当性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转变，中世纪式的神学论证已经变得不重要了。1852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也依赖于同样的自下而上的正当性论证，拿破仑三世在加冕之时甚至没有通知教皇到场。法兰西皇帝的称号的法理基础在于民族性，这正体现了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根本性转变。

1804年，在拿破仑加冕后不久，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奥地利君主弗朗兹二世整合哈布斯堡王朝各领地，成立奥地利帝国，自称奥地利皇帝（Kaiser），这是一个充满王朝主义色彩的行动。与拿破仑帝国相比，奥地利帝国的正当性仍然是“君权神授”式的，但弗朗兹二世在神圣罗马帝国尚在的时候，就急切地为自己发明另一顶皇冠，这充分说明奥地利帝国本身就缺乏普世帝国内涵，尽管它同样也缺乏鲜明的民族主义内涵。两年之后，在法国压力下，弗朗兹二世解散神圣罗马帝国，仅任奥地利皇帝。拿破仑一度横扫欧洲大陆，但败于俄国，欧洲的王朝国家联手打破了拿破仑。1814-15年的维也纳会议重申了自上而下的王朝正统主义原则，压制法国大革命的自下而上的正当性原则。

1871年，欧洲目睹了另一顶皇冠的诞生。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称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Kaiser），而所谓的第一帝国，就是神圣罗马帝国。但是这顶皇冠明显是缺乏普世主义内涵的。德国皇室是新教徒，帝国的成立并未得到天主教的加持。同时，从法理上说，根据德意志第二帝国宪法，帝国是一个联邦，普鲁士国王是联邦的永久主席，自动获得皇帝称号。因此，皇帝是与普鲁士国王这一职务绑定在一起，一战结束时，威廉二世一度想辞去皇帝头衔但保留普鲁士国王位置，就遭遇到了这一宪法上的困境。

德、奥、俄君主都拥有皇帝头衔，对于英国是一个刺激。而女王的女婿腓特烈三世已经成为德国的皇太子。这在礼节上会带来诸多不便。维多利亚女王希望能够获得一个“大不列颠、爱尔兰与印度女皇”的头衔，但考虑到英国本土的“联合王国”结构与“议会主权”原则，这个头衔容易在英国本土引发争论，首相迪斯累利最后建议女王只称“印度女皇”。1876年，英国君主开始称“印度女皇”。当欧洲四个君主都拥有“皇帝”或“女皇”的头衔，这一头衔原来带有的罗马帝国的普适性，也就变得极其稀薄。这就类似于战国时代的列强纷纷称王，而这个“王”的头衔原有的“天子”的意涵，也就褪去了。

而在20世纪，欧洲的皇冠纷纷落地。1917年，自称“第三罗马”的沙皇俄国被二月革命推翻；1918年，自称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也轰然倒下；哈布斯堡王朝被驱逐，奥匈帝国解体。而英国面临着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英王乔治六世在1948年正式放弃了“印度皇帝”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