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孙迦陵】

11月21日，伊朗国家队在世界杯上拒唱国歌，将多月示威的情境带入了足球赛场，事件根源则要回到2个月前的一起悲剧。

卡塔尔世界杯期间 伊朗球迷现场举牌声援国内女性争取自由。图源：视觉中国

9月13日，伊朗女子阿米尼（Mahsa Amini）与家人至德黑兰旅游时，因“配戴头巾不当”而遭道德警察（又称宗教警察）带走拘留，并在拘留期间昏迷送医，最后于16日被医院宣告死亡。

据伊朗官方说法，阿米尼是因“心脏病发”陷入昏迷，但愤怒的民间舆情无法接受，一来据收治阿米尼的医院透露，其在到院时已是脑死状态；二来阿米尼家人指出，阿米尼的头部与腿部皆有瘀伤，极可能是拘留时遭警察毒打所致。

几日之后，“阿米尼死于警察暴力”之说开始发酵，其故乡库尔德斯坦省首先爆发街头示威，此后包括德黑兰、设拉子、伊斯法罕等大城接续沦陷，民众诉求包括公布真相、起诉凶手、取消强制女性戴头巾的法令、解散道德警察等；此后示威规模一再上升，群众喊出了推翻神权政府的口号，包括享誉国际的伊朗女星阿里多斯蒂（Taraneh Alidoosti）等多位名人皆表态支持示威者，正如此次世界杯上拒唱国歌的伊朗代表队般，使得神权政府脸上无光。

卡塔尔世界杯，伊朗队首战前拒唱国歌引发争议。截图来自凤凰卫视

而伊朗官方虽不惜重演2019年示威时的大动作，包括镇压民众、中断互联网服务、大规模起诉示威者、指称骚乱背后是美国与以色列煽动等，却依旧难平街头怒火。

截至今日，阿米尼之死衍生的示威已蔓延两月有余，神权政府不得不考虑让步以平民怨：12月2日伊朗总检察官蒙塔泽里（Mohammad Jafar Montazeri）表示，将检讨强制女性戴头巾的法律；12月4日伊朗媒体称，蒙塔泽里在会议上表示“道德警察与司法无关，已被其创办机构废除”，被外界认为宣告解散道德警察部门；不过很快这一说法又被否认。

如此动作在同属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舆论场引发回响。虽有部分网友认为伊朗正在发生“波斯之春”，背后推手是美国等境外势力，但多数评论对神权政府的让步拍手叫好，称不该以法律强制规范妇女衣着，甚至有部分评论出于宗派对立情绪，期望“邪恶什叶政权”垮台。

上述舆情交织，折射了此次伊朗示威的复杂性。就事件导火线而言，民众对道德警察、头巾规范的普遍厌恶，暴露出神权政府的民意基础流失，尤其是在1979年后出生的一代群体中；就事件引发的政治效应而言，“颜色革命”的阴影挥之不去，短期内虽没有促成政权垮台的可能，却也将迫使神权政府自我调整。

神权政府正在失去一代人

首先，“阿米尼之死”作为事件导火线，反映了1979年以降的伊朗民情流变。

1978年1月，伊朗爆发大规模反君主制示威，教士阶层、左翼、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在“推翻政权”的共同目标下团结，迫使国王巴列维在1979年流亡开罗。然而同年2月，什叶派教士霍梅尼自巴黎归国，革命成果迅速被伊斯兰势力袭夺，霍梅尼虽坚称“只作为导师提供建议”、“不会在新政府中扮演任何政治角色”，却凭借自身宗教威望与民间支持，开始将左翼与其余反对势力逼出政坛，确立了伊朗走向“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方向。

随之而来的，便是其对伊朗社会的大规模文化改造，妇女服饰规范自是重点之一。1979年革命后，伊朗政府先是要求女性公务员须在工作场所佩戴头巾，又于1981年颁布新法，规定妇女须在所有公共场所佩戴头巾，并在1983年推出此一法规的“伊斯兰式惩罚”：未戴头巾的妇女将被判处鞭刑74下。

然而神权政府内部并非没有反对声音，例如霍梅尼曾经的接班人蒙塔泽里，便在获得接班资格后建议调整政府路线，包括放宽对女性的相关限制、解除党禁、停止处决政治犯等，然其主张彻底激怒了霍梅尼，后者为此解除其接班资格，甚至修宪以扶持资格不符、但忠于伊斯兰革命理念的哈梅内伊。只是哈梅内伊在1989年接任最高领袖后，依旧面临伊斯兰革命行向何方的问题。

从政治现实来说，由于哈梅内伊缺乏霍梅尼的宗教威望与政治资历，导致其身为最高领袖的实质权力在接班之初大幅萎缩，立场相对温和务实的拉夫桑贾尼遂在当选总统后调整霍梅尼留下的宗教路线，取消了电台与电视仅能播放军事与宗教音乐的禁令，更于日后培植同为温和派的鲁哈尼，后者于2013年起担任伊朗总统长达8年，并在任内与美国签署伊朗核协议，短暂缓和了美伊对峙。

不过鲁哈尼上任时，哈梅内伊已褪去接班之初的青涩，并在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拥护下，成为名符其实的最高领袖，故鲁哈尼虽可在部分政治议题上实践想法，面对宗教事务却不得不向哈梅内伊低头。

以妇女服饰议题为例，伊朗在2005年成立道德警察，广泛取缔“配戴头巾不合规”的妇女。鲁哈尼曾对此事表示批评，但没有办法废除其存在。

在上述路线之争外，伊朗的民意也开始发生变化，这背后既有难止的世俗化趋势，更受阶级与经济因素驱动。

首先是世俗化力道。以头巾为例，拉夫桑贾尼掌权后，伊朗妇女的头巾规范便逐步放松：虽仍须佩戴头巾，却可被默许露出发丝，也未必要穿着革命年代的黑色斗篷（Chador）。

2005年道德警察成立后，妇女开始暴露在被取缔的风险中，却没有发生黑色斗篷大幅回潮的现象，以2014年的伊朗内政部数据为例，该年仍有22万名妇女被取缔、签署承诺戴好头巾的声明，有19,000人收到了“遮好头发的警告”，有9,000人被拘留，暴力取缔更是偶有发生。如此可观数据，揭示“服仪违法”已是伊朗女性的某种生活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