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军队常年驻扎，何谈“国家正常化”？

观察者网：如果从更大的权力架构去看待19世纪末到20世纪以来亚洲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可以挖掘出更深刻的一些意义。战后美国直接插手日本社会改造，某种程度上日本似乎成了美国的殖民地。现在去看日本传统右翼的某些观点，有时候在他们身上能找到“亲美”和“反美”的双重性。

宋念申：是的。最典型的比如石原慎太郎，他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日本可以说“不”》，指的就是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但在中国崛起之后，他反中的那一面超过了反美的一面，借着美国“重返亚太”，他挑起钓鱼岛“购岛”争议，中日关系再度陷入僵局。

但新一代的日本右翼，某种程度上越来越不像右翼。传统右翼至少还强调日本的主体性，但现在的右翼越来越甘愿当美国政府的仆从。日本社会当然是整体右转，但带表演性质的“假”右翼居多。右翼是一种政治立场，而现在日本的政党政治几乎是完全去政治化的。

资料图：石原慎太郎

观察者网：经历了战后80年，作为二战主要战败国的日本和德国，其实也一直在追求国家正常化。当下因为俄乌战争，国际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德国借此转折彻底实现了正常国家的突破；但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内外阻碍都很大，即便它借着美国重返亚太政策来推动自身的“全面正常国家化”，近年来在军费、武器出口、军事合作等敏感问题上取得了突破。

可是基于前面的讨论，日本在战后并未真正实现彻底的内部改造，以其目前的国体、国家机制，它所追寻的正常国家带“刹车”吗？经过战后80年发展，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德日追求实现“正常国家”？

宋念申：我觉得所谓“国家正常化”这个说法，更多只是一种话语，一种修辞，一个领土上有外国军队常年驻扎的国家，何谈“正常化”？所谓“正常”，可能只是依附的另外一种形态，让它们和美国的利益更深层次地绑定，也就是更加“不正常”。

超越殖民现代性叙事

观察者网：最后，想从更长的坐标轴来看日本、东亚从前现代走到现代的整段历史。16世纪末一场东亚地区的战争打响——日本侵略朝鲜的壬辰战争，被视为是当时日本实权拥有者丰臣秀吉想通过扩张来解决内政而发起的；之后日本开启德川幕府统治；再接下来，对日本影响至今的事件便是“黑船来航”——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日本近代的起点，接着是倒幕运动、明治维新，日本从封建时代走向近代，再到参与帝国主义战争的这条线索，它是怎么看自己、怎么看外部世界（中国/明清、东北亚/东亚、欧美），以及自己在不同圈层中的地位？

这个问题也涉及到，我们究竟该怎么评价明治维新？过去国内的观点给予其肯定，很大原因是站在甲午战败、反思中日内部的改良与革命之路，认为明治维新推动国家现代化，但这种评价视角是否合理？同样日本也在反思和阐述黑船来航到珍珠港事件这条主线，叙事主轴跟我们不同，您怎么看这种区别？

宋念申：日本怎么看自己和外部世界，其实是随着它内外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然任何国家都寻求自己在世界中的某种中心性，这个话题没有时间多展开。不过明治维新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2018年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之际，国内知名学者孙歌老师做过一个音频节目，她提出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明治维新。过去我们一直把明治维新当作一个成功的范例，但事实上，明治维新的“成功”，直接引导出日本后来走向军国主义，最终在二战中被打败至几乎灭国，战后又被美国长期“占领”。虽然冷战时期由于美国的战略需求，日本利用朝鲜战争重新工业化，后来借着地缘政治变化的战略空隙，又变成了一个发达国家，但只要日本表现出任何自主性的冲动，就立刻被美国打压，至今仍然是个“不正常”国家。造成这样的历史后果，难道明治维新不需要被重新思考吗？

我们在国内经常听到的这套逻辑——明治维新是成功的，而中国同时代的一系列改革是失败的——究竟是怎么来的？甲午战争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导致后来的改革和革命者纷纷赴日求学、探索，以日为师。但为什么从日本战败到今天，这套逻辑依然强大呢？

因为它符合宏大的现代化叙事。在我们学习的历史分析框架里面，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是鸦片战争，而日本就是黑船来航，这就把中国、日本乃至整个东亚的历史分成了两个截然断裂的阶段，前面的叫古代（前现代），后面的叫现代（或者近代）。

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夕订造的世界第一快舰“吉野”号

冷战时代的美国学界，就着力强调这套分析/叙事框架，典型代表是费正清笔下的中国和赖肖尔笔下的日本。二人的共通之处，是认为东方国家内部停滞，没有办法走向现代，必须要有外部势力来打破其内部长期的封闭落后、保守愚昧，靠着外部撞击带来的先进的文明，这些国家才能有所反应，走向启蒙、开启现代化。【注：埃德温·赖肖尔（1910-1990），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生于日本东京，二战前后在哈佛大学任教。1961-1966年任美国驻日大使，是美国公认的日本问题专家，著有《我的两个祖国》《中国：传统与变革》（与费正清合著）等。】

这套逻辑长期主导我们的历史叙事，对我们的近现代史认知产生强大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日益成为主流，欧美的历史研究界逐渐抛弃这套现代化框架，更强调自16世纪以来中日两国的内生现代性。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层面，此时的东亚都已经随着内外格局的演进，萌生、吸纳新的东西。等到殖民者用坚船利炮入侵以后，刺激了内生资源的转化，也让中国和日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自强道路。不可否认，外来的刺激很大，但这个刺激一定是作用于内部已经具备的某些历史资源，才会产生特定的反应。

当然，批评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是说要以中国为中心。强调中国内生的现代性，不必否定西方的因素，否则也有失偏颇。

我们对历史的考察，不能简单套用一种因果模式来做线性分析，而是要看到究竟是哪些因素，让中国、日本等在面临外部的巨大冲击时产生了不同反应，最终走上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历史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解释系统，它不应该被单一模式固化，特别是一个基于冷战意识形态的僵化的解释系统。就像我们讲述中国近代史，它不可能起始于一个简单的时间点，好像此前此后的历史是断裂的；历史一定是有连续性的，而且这种连续性不仅表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上。

历史上，中国从来不是孤立封闭的。比如讲到鸦片战争，必然要提到广州十三行的贸易体系等；这背后涉及中国在全球贸易和资本网络中极其重要的地位。要解释鸦片贸易的发生，说中国是“闭关”的、拒绝跟外部接触，其实是讲不通的。

日本也是如此。过去的历史叙事中一直把德川幕府的对外政策简化为“锁国”。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日本并没有字面意义上的锁国。在明治之前，日本就依靠对欧贸易的长崎口岸，大量引入新的知识和信息，产生了兰学。幕府早期禁止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教行为，但同时非常热衷收集外界情报、信息和商品，这些早期全球化时代的交流早已深刻影响日本对世界的认知。所以，我主张要把近代史放入更长的历史脉络。

回到今天讨论的二战问题，为什么历史问题是东亚国家之间难解的心结？从我们自身的角度讲，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受到现代化逻辑的巨大影响。对“近代之前”的历史往往简单否定。当然在革命浪潮中，否定过去可以提供解放路径，可是在今天，我们恐怕已不可能再按照传统的论述，将中国漫长的现代之路当作失败案例。

这其实也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要对中国走向现代的路径有一个新的解释。未来，中国路径是有示范作用的，尤其对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如果我们还是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弱小到强大”的叙事逻辑来讲述现代化，恐怕对世界上很多国家来说是很难共鸣的，因为多数国家不具备与中国相似的条件。

我也总是强调要重新反思“落后就要挨打”这种口号。现在中国国力强盛，在更多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这套话语背后所隐含的弱小就该挨打的逻辑，也不利于对外阐述中国的理念。

强调自强自立当然没有错，非常有正当性，但如果想为全球提供示范效应，就需要超越殖民现代性的叙事，要强调国家不分强弱都需遵守的公平正义原则，否则，我们还是在认同一种力量至上的文明等级论，只不过把中国摆在了等级秩序的高端。中国应该提出更有普遍意义、为全世界多数人接受的世界愿景和历史论述。

观察者网：您提到我们如何用超越现代化的叙事逻辑去构造一套新的历史认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仍要纪念这场战争的意义所在。

宋念申：二战无疑非常重要，但其重要性不在于它是一场超大规模的常规战争。这场战争是一次彻底重塑人类政治形态、军事形态和历史走向的总体战；战争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自我完成，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浪潮，使得冷战时代殖民主义不得不改变自身，以新的方式维持其统治。

同时，这场战争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纠缠着当今世界，这点在东亚尤其明显。甚至可以认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殖民主义，其影响在东亚还没有真正去除。《旧金山合约》并没有解决日本殖民主义的遗产，它反而产生了新的问题。更何况从国际法角度来看，这个合约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在政治上也不具备正当性。

战争本身已经结束80年了，但中国仍然没有完成统一大业，台湾甚至香港的反共势力甚至开始美化殖民主义，把殖民者当作带来“文明”的恩人。更不必说朝鲜半岛已经存在了80年的所谓“分断体制”。

试想一下，如果抗战结束后，美国人扶植汪精卫或溥仪，冠之以“自由中国”的名号，以对抗“红色中国”，我们会认为战争结束了吗？在朝鲜半岛南方，日本军队撤出，美国人又把服务日本殖民当局的军、警、政、商等亲日势力扶起来，镇压抗日的左翼力量，这就是当时韩国的状况。朝鲜半岛至今仍受制于这种分断格局。

正因为东亚许多地方还没有真正走出那场战争，所以历史遗留问题一直影响着当下东亚。欧洲似乎很快走出了二战，但东亚还没法拥抱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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