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双重背景下，蔡元培领导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意图对“国内各民族拟次第从事实地调查”。西南和东北，是社科所民族组的重点方向。一九三〇年，蔡把“东北通古斯族”纳入计划，并将此项目委派给刚刚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二十九岁的凌纯声。

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法国传教士及其他配备武装的法国人员。中法战争后，法国势力加快渗入中国西南，令广西、云南渐成法国势力范围。图片来源：chiculture.org.hk

凌纯声的调查，融合了欧洲“科学”人类学的方法，以及传统舆地学对史料的重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有大量关于赫哲族器物、语言、家庭、社会生活等的忠实描述，显示了他严格的学科训练背景。书里对非语言性的材料，如歌舞、美术等都有详尽的收集。特别是，他以五线谱记录了赫哲人的萨满音乐和二十七首民歌，可谓开创民族音乐采风的先河。书中大量引用了自先秦古籍至清末的著述，其鲜明的框架，是将赫哲族置于东北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中，而把东北少数民族纳入整体国族叙述。在这一点上，凌纯声的著作与欧陆人类学“寻找他者”的冲动构成反差，而对传统舆地学有所呼应。

就在凌纯声考察东北的第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全面占领东北，进一步在现实和话语两个层面推动满蒙脱离中国。这次严重的国家危机，引发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强烈反应。一九三一年傅斯年发表《东北史纲》，一九三八年顾颉刚应邀撰写《中国疆域沿革史》，一九四一年金毓黻完成《东北通史》，这些都是从史学角度的应战。而中国本土的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正在三四十年代蓬勃兴起。东北方向的地缘政治威胁和认同焦虑，刺激着新兴学科对边疆民族问题的关注。不过，学者们的着力点，随着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南迁，不约而同转向了西南。

凌纯声从东北回来的第二项重要的调查活动，是和芮逸夫、勇士衡于一九三三年对苗族的田野考察。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虽名为湘西，却对涵盖湘、川、桂、黔、滇等省的苗族群体有整体论述。它延续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史料与田野记录相结合的方法，不但详细采集了语言、宗教、歌舞、礼仪、风俗和制度，而且仔细辨析“苗”的概念，力证苗人源自中原。书中历数中央王朝治理苗疆的特点，于边政的考量十分明显。自然，凌纯声的学术关注点，在四十年代就向边政倾斜，他在多篇边政学文章中，主张以制度改革，强化边疆治理。

凌纯声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绘制的调查路线图 图片来源：iel.zhongyan.org

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批学者，他们虽然与中研院学者同样关注西南民族状况，但采用了不同的研究取向。这是一批有着燕京大学社会学背景的学者，包括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等。吴文藻深受美国社会学，尤其是芝加哥学派社区研究的影响，强调社区内部各个群体间的关系，是在面对同样的经济、人口、环境变迁时，不断互动的结果。不同于凌纯声等力图在历史中确认“他者”的独特性，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质疑存在一个本质主义的社群。对费孝通而言，西方人类学最重要的田野调查方式，不是将自己置身于观察对象之外，而是要参与到“各族人民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去，通过切身的观察、理解、分析、总结，取得对实际的认识。这种参与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的方法被称为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方法”。

这批同样身处西南的学者，也从对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中，探寻着对“中国”这个大社区的理解。他们把目光聚焦于“活生生的现代经济的变化”，聚焦于现实中“活着的传统”和“未来的期许”，把边疆社会工作视为“以社会群体……而非传统边政制度——作为桥梁实现族群之间的沟通、融合和共同现代化”。（田耕：《中国社会研究史中的西南边疆调查：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七》；王利平：《知识人、国族想象与学科构建》）正因如此，当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强调国族（Nation）的内在统一性时，费孝通会尖锐地指出：谋求政治上的统一，不能是否定各个族群及经济集团间的客观界限，而是应该在政治上消除因这些界限带来的不平等。

这种着眼于未来而非过去，以政治平等来塑造认同的民族意识，与当时中共的民族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处。一九二七年，中共于莫斯科召开六大，提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北部之蒙古族、回族，满洲之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这是首次将“境内少数民族”与“革命”这一指向未来的政治建设目标结合在一起。从长征、抗战到解放战争，中共的民族构想也在从西南、西北到东北的具体实践中不断调整积累。

图中为激达之头，大小不一，最大者常39.6cm，小者长25.4cm，上嵌花纹。枪身扁平，头尖，两边有口锋，底成一圆锥管套在木柄上。管口的两边，有扁孔，各穿一皮带，带上扣一长8cm的木棒，因刺中熊的咽喉时，熊痛极常前扑猎户，有此二木棒，可抵住他的前窜。（凌纯声在书中为此图所作说明。图片来源：《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费孝通、林耀华等社会学者，参与、主持了早期的民族识别。美国历史学家墨磊宁（Thomas Mullaney）考察了一九五四年云南的民族识别工作，指出新中国的民族识别绝不仅仅是对苏联民族理论的照搬。云南是族群最为复杂的省份，为了实现各少数民族获得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相应的席位，民族工作者采取协调、对话、劝说的方式，整合了语言习俗差异相对较小的团体，着眼于建立认同的“可能”，而“制造”了云南的基本民族构成。

在民族识别的基础上，云南成立了众多民族自治区域。而早在一九五二年，吉林就成立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后改为州）。在百万以上人口的少数民族中，中国朝鲜族虽是最晚形成“小聚居”的，却是最早确立和实践区域自治的民族之一。当年铭安、吴大澂所构想的“隶版图”，在一种完全不同于“遵政教”的社会主义意义上，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