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念申】

统一多民族中国，在近代危机和挑战中被不断重塑。在不同时期，各个方向的边疆，受到的关注并不相等。从清前期到中期，由于长期对准噶尔部的征战，西北边疆已融入东南士人的视野。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西北舆地学，为日后面向东南海洋的地缘政治论述，奠定了思想基础。相比而言，东北与西南，则是在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中叶，才得到系统性的关注。

晚清绘新疆省示意图（清刘树屏《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图片来源：tjmdbw.com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焕庸提出“腾冲——黑河”线，揭示中国西北与东南间，地理与人口分布的巨大差异。而该线两端所在的西南和东北，有着怎样的关联？本文选取三个历史情景片断，管窥从清末到共和国的百年间，西南与东北间多种形式的互动。现代“中国”观念的成型，离不开这两个“对角”在不同时代，经由不同人物，而发生的曲折与微妙的相互影响。

一

一八八一年，位于吉林东南部的珲春，面临着严峻挑战。沙俄攫取乌苏里江以东领土，拓殖到珲春所在的图们江口。迫于俄国的威胁，清政府计划丈放吉林封禁之地，移民实边。江苏人吴大澂，以三品卿衔，派往吉林，协助吉林将军铭安处理边务。但他很快接到呈报：朝鲜北部咸镜道，因屡受天灾，饥民犯越图们江边境，大量人口涌入今天吉林省延边州龙井、和龙一带，开荒垦殖。

吴大澂

一方面，犯越边境为中朝两国法律不容；而另一方面，饥民越垦已成规模，如断然驱离，必造成更大隐患。铭安与吴大澂于年末奏请朝廷，言朝鲜平民“亦天朝赤子”，恳请通融法令，允许边民留置，并向吉林纳租。光绪八年（一八八二）正月二十五日，铭安、吴大澂又上奏北京，提出参照云南、贵州经验，处理越垦边民：

至部臣所议：既种中原之地，即为中原之民，除领照纳租外，必令隶我版图、遵我政教。并酌立年限，易我冠服。目前姑照云贵苗人，暂从各便。一切咨明该国王知悉。（《光绪朝朱批奏折》卷一一二）

短短几句话，两位封疆大吏勾画出令人玩味的“中原——中国”新图景。首先，中原向来指称长城以南的核心农业区域，以“中原”比附吉林边地，显然有些突兀。两位大臣将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宗藩政治关系，柔化为中原与边地的地理关系，绕开僵硬的边界制度，而诉诸一种更高的、儒家理想政治准则。其次，其政策目标，是让越界的朝鲜民人，“隶我版图，遵我政教”，即将“外夷”化为“我民”。如果说“隶版图”的具体体现，是“领照纳租”、编户入籍的话，“遵政教”的最终表现，在清朝的政治礼仪系统中，则是“易冠服”—即所谓薙发易服。吴大澂和铭安又可能考虑到，崇奉朱子理学的朝鲜人，对冠服问题极为敏感，所以政教之化不必操之急切。他们给出建议，“酌立年限”，待地入图册、人入版籍之后，再考虑易冠服。而目前则可以“云贵苗人”为成例，“暂从各便”。

细究之，此处援引“云贵苗人”之例，政策指向并不清晰，类比也不十分恰当。因为有清一代，对广义“苗人”“苗疆”的治理策略，常常是变化的。况且，西南苗人和朝鲜垦民显然不同：被统称为“苗人”的族群，虽然也是个不断流动的群体，但从不是抚舆之外的移民，土司治下的苗疆也并不出清廷的统治范围。而清朝和朝鲜两国，则向有明确的“各守封疆”之誓。在这个意义上，朝鲜边民由“外国”越垦而来，其“外夷”的政治身份明显强于苗人。

但是，这种概念上的类比，恰在国家领土边界之外，提供一种更为灵活、更具容纳性的“中国”与“我民”的认知方式。就像将吉林说成是“中原”一样，将朝鲜垦民比照云贵苗人，为的是在一定期限内“暂从各便”，不必将崇奉儒学的朝鲜国的移民，比照汉地，强行以薙发易服，来标示大清的国民身份。引西南之例，施之于东北，招纳移民，着眼边疆的长远稳定，不得不说是一项大胆的政治建议。

虽然清朝对待越境垦民的政策曾有所反复，但长期的趋向，则是沿着铭安、吴大澂的建议，鼓励、容纳移民开垦，积极编户入籍。图们江北岸，遂在数十年内，成为朝鲜人在半岛以外最大的聚居区。珲春边地，自此进入快速发展建设阶段，此后更名为延边，成为今日中国朝鲜族的发祥地。这是后话。

就在铭安和吴大澂上奏的这一年（一八八二年），清帝国的东北和西南藩屏同时遭遇变乱。在中南半岛，法国变越南为保护国，并攻陷北圻，意图以越南作为北上滇桂、瓜分中国的基地。中法之战，势所难免。身在吉林的吴大澂，认为“越南可保，则西南之屏蔽有资；越南不保，则滇粤之边患无已”。他上奏朝廷，提出“吉林所练防军，尚可抽拨民勇三千人，由营口乘轮南下，以备征调”（《吴愙斋先生年谱》）。尽管最终未获允准，但感于他“奋勇可嘉”，清廷于翌年将吴大澂调往天津，协助李鸿章办理中法事宜。

吴大澂《匡庐纪游卷》，1891年作 图片来源：news.artron.net

一八八四年，趁清朝将驻朝鲜兵员调往中法战场、无法兼顾西南与东北之际，朝鲜开化党人与日本公使密谋，发动甲申政变，推动激进改革。袁世凯等再度率兵入汉城平乱，吴大澂也赴朝善后。一八八六年，吴大澂再赴吉林，与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一道，同俄方谈判图们江界址。他据理力争，索回被俄方侵占的黑顶子地区，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吉林主权。

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事起，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再次自告奋勇，亲率湘军赴辽东参战。结果，湘军兵败海城，吴的政治生涯亦于此结束。但在东北开发、改制的过程中，以吴为代表的淮系汉官，逐渐充实了地方官僚体系，预示了脱胎于淮系的北洋系官僚在东北的长期主政。这片封禁的龙兴之地，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极为优渥，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成为各方势力争相开发的“最后的边疆”。东北大地被很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同时农业化和工业化，铁路蔓延，城市兴起。这既是俄、日等殖民势力扩张的结果，也得益于清末至“九一八事变”前，北洋系官僚的边疆建设。也是在这一阶段，中国现代国族的建构渐次展开。

二

一九三〇年四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凌纯声，协同编辑员商承祖，在上海登上“奉天丸”轮船。抵达大连后，他们乘南满铁路北上，在吉林东北部的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流域，展开为期三个月的通古斯族调查。这是一次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史上具开创意义的调查，其成果就是凌纯声在一九三四年发表的皇皇六百多页民族志巨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凌纯声

这个重要的边疆民族调查，可置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来认识。纵向时间方面，是兴起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东北史地研究。这与前面提到的危机有着直接的关系。日本夺取了南满控制权后，殖民朝鲜，进逼东北。又利用各种地缘矛盾，在政治、经济和学术各方面，割裂东北与内地的联系。在这个背景下，一批清朝地方官员和革命党人知识分子，痛感东北舆地学的匮乏，纷纷著书立说，形成一次东北史地研究热潮。刘建封《长白山江岗志略》、张凤台《长白汇征录》、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宋教仁《间岛问题》等，就是代表。其中除宋教仁引入了国际法视角外，其他作品则主要是对传统沿革地理、王朝地理的沿用，即以文献史料为主，辅以舆地风土考察，为政治治理（或主权论述）提供历史地理依据。

横向脉络，则是二十世纪初兴起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及边政研究。最早把民族学与人类学方法带入研究中国问题的，是欧美及日本学者。西方传教士很早就在西南展开地方社会的调查。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一九〇七年便发表了《苗族调查报告》，而他的东北考古及对满蒙民族的人类学调查，则贯穿了他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的整个学术生涯，其中多次是直接受日本官方委托。满铁下属的调查部，也出产了大量的满鲜史地论著及地方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