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为了优化出口结构，提高出口效益，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

具体来讲，就是加速实现科贸结合、技贸结合，以外经贸为龙头，通过开拓国际市场，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服务；及时了解和向国内提供国际市场中科技产品的供求信息，为促进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服务；提高出口商品质量，扶持名牌产品出口，促进传统产品更新换代；大力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特别重视机电产品尤其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从总体上扩大出口增加值。

五是加速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

为了减少中国主要出口市场在金融危机中的损失，实现出口“东方不亮西方亮”和对全球市场的开拓，我们提出四条：巩固和深度拓展美、日、欧的传统市场，这些市场容量大，规模可观；大力开拓非洲、拉美、东欧和独联体等潜力巨大市场；积极拓展新兴市场，发挥中国比较优势；注重通过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对外投资、对外援助等各项涉外经济活动的相互促进与融合，形成合力，做强出口。

六是改善出口环境，便利出口，实行银贸结合、关贸结合、税贸结合。

1998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外经贸部在上海召开全国银贸协作会议，提出外经贸的持续稳定发展对保持人民币稳定乃至整个金融和经济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金融支持对外经贸的发展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会议决定：完善支持对外经贸的金融服务体系，适当提高对外经贸企业的贷款比例，利用信贷手段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和扩大出口。

外经贸部和海关总署先后发布《关于规范各类进出口企业经营行为，严肃查处走私行为的紧急通知》《关于加工贸易进口设备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严格规范进口代理业务，有力保障了外贸正常秩序。禁止外经贸公司以“四自三不见”（即自带客户、自带货源、自带汇票、自行报关和不见进口产品、不见供货货主、不见外商）的方式代理进口，维护正常的进出口秩序。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共中央总揽全局，通过各种措施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外贸出口稳中有升。图为张家港港口集装箱码头繁忙的景象

我们同国家税务总局商定，积极推进关于加快退税进度、简化退税手续和进一步完善自营生产企业免抵退办法。5月，国税总局、外经贸部联合在广州召开第二次税贸协作会，随后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税贸协作努力做好出口退税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和《关于规范出口贸易和退税程序防范打击骗取出口退税行为的通知》，规定税贸双方要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税务部门在依法行政的同时，尽可能给出口企业提供方便和帮助；外经贸部门在致力于外经贸事业发展的同时，要给税务工作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七是降低进口关税，有利进口加工，适当增加进口，实行以进带出。

1998年6月，海关总署下发《关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支持促进外经贸发展的通知》，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各项优惠措施，改善投资环境。同时，对中国有市场需求的大宗资源性商品及对华有较大顺差的国别，适当扩大进口，对以进口带动出口的商品（包括对销贸易、易货贸易）优先安排进出口配额。

那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济最终实现“保8”，让全世界刮目相看。中国顾全大局，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誉。外经贸领域扛住了严峻考验，交出了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

1998年全国进出口总额3239.3亿美元，其中出口1837.6亿美元，增长0.5%；进口1401.7亿美元，下降1.5%；全年贸易顺差435.9亿美元，增长7.9%。出口不仅没下降，而且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还有增加，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当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455.8亿美元，增长0.67%，扭转了前两年大幅下降的窘局，这与亚洲其他国家当年出口普遍下降11%—32%的情况相比，实属不易。逆势稳盘，是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宏观调控部署的结果，是全国外经贸行业艰辛努力的结果，更是各部门、各地方重视和支持的结果，这是我的心里话。

但是，回想那一年，我至今仍有不安：虽然我和全行业外经贸人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终因国内外巨大困难，未能完成出口增长10%的目标，致使中央不得不通过扩大内需、增加投资的方式来“保8”，对此，我总有一种未完成使命的感觉。好在我和部领导班子紧紧依靠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充分调动全行业职工为国分忧的积极性，冷静面对，研究制订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克服种种困难，终于稳定了外经贸局面。

这一过程对我是一个锻炼，对整个外经贸行业也是一个锻炼。由于工作超负荷，身体过于劳累，我突患面部神经麻痹（俗称“面瘫”），说话时眼斜嘴歪。即便如此，也不敢休息，只能坚持“轻伤不下火线”，日常在办公室批阅文件没啥问题，但出席有些场合如外事活动、大会讲话等，就很尴尬。记得《国际商报》刊登了一张我在外经贸部大会上讲话的照片，细心的人能看出来我的嘴是歪的。生病期间，我还前往香港参加董建华特首组织召开的研讨会，作主旨发言。

由于活动是事先安排好的，我不便谢绝，但与董特首约定，我不接受任何采访，因为只要一开口，嘴就是歪的。在开会现场，我不得不面无表情地低头念稿，念后立即离场。虽然觉得很过意不去，但确属无奈之举，以我当时的身体状况，只能这样完成公务了。现在回想那段带病工作的小插曲，我稍感欣慰的是，不管当时有多难，我一直与部机关干部职工、全国外经贸工作者共担艰辛、共渡难关，始终战斗在一起。

平息中日大葱风波

亚洲金融危机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这之后，还有两段经历让我至今难忘。

2000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突然宣布对来自中国的大葱、生香菇、蔺草席三种农产品进行设限调查，并从2001年4月23日起，对上述三种农产品先期启动为期200天的临时保障措施，即对这三种农产品分别安排一定数量的进口配额，配额内实行3%、4.3%、6%的低关税，配额外实行256%、266%和106%的高关税，同时可根据调查结论决定启动正式保障措施。

日本政府这一举动，既有贸易原因，也有国内政治原因。从产业和贸易来说，20世纪末，农业在日本已属于夕阳产业，由于人口老龄化，农业生产成本很高，农贸界开始将部分农产品转移到中国种植生产，再销往日本，以降低成本。当时山东向日本出口的大葱成本仅为日本自产的1/3。

为了反对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于2001年6月22日起对来自日本的汽车、空调、手持或车载移动电话等三种工业品加征100%的特别关税。日本对华出口这三种工业品的金额为5.158亿美元，以对应我国对日出口的2亿美元农产品。中方这次报复金额大、分量重，措施出台后立即在日本国内引发很大震动，反对对华设限调查的呼声增高。

在重压下，从2001年7月起，日方一改之前不与我方协商的态度，正式作出愿意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姿态。中方予以积极回应。但在磋商中，双方产生了严重分歧，日方指责我方报复不妥，并称日本国内已就设限调查进入法律程序，必须依法行事；认为中方没有理由提出让日本政府取消临时保障措施（即设限调查），中方必须首先撤销报复措施并自主限制上述三种农产品对日出口的数量。

中方的立场是，日方必须采取实际行动，首先撤销临时保障措施，绝不接受日方要求中国首先承诺自主限制（三种农产品）对日出口的数量。因为设限调查是日本在先，我方报复在后，如我方首先撤回报复，实际上等于接受了日方强加给中方的无理的临时保障措施。

因双方都不让步，政府间的磋商陷入僵局，在日方要求下，由政府间磋商改为民间磋商，但日方仍未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诚意，继续要求中方承担责任，并威胁说如果中方不承诺自主限量三种农产品对日出口，将正式启动保障措施。民间磋商无果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