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博弈：关税、产业与地缘政治的交织

秦测皓：市场层面的竞争已讨论较多。中国车在欧洲的存在感越强，欧盟的反应也越明显，接下来想就政治与政策层面进行探讨。欧洲政客认为中国正在向欧洲倾销廉价汽车。自2023年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启动反补贴调查以来，相关措施密集出台。2024年10月纯电关税落地，随后大量中国插电混动车型进入欧洲。你对此有何看法？

受访者：中国电动车“相对便宜”，这一点没有问题，但这种便宜是相对欧美和日韩汽车的。实际上中国汽车在海外存在巨大的溢价空间。国内售价七八万元人民币的车型，在欧洲售价两万余欧元。比亚迪被加征的反补贴关税为17%，这一税率相对其他品牌较低，部分原因在于其新车在欧洲市场定价较高，从而有效避免了被认定为倾销的风险。以宋Plus为例，该车型在国内售价约15万元人民币，而在欧洲市场售价可达3万欧元以上。

欧盟加征额外关税后，比亚迪并未大幅下调终端售价，只能压缩单车利润对冲关税成本。当然，企业也需要适当控制成本。维持这一规模的业务，各部门运营、渠道关系、赞助投入等支出同样庞大，部分资金还需要由国内总部支持，用于市场投入和赞助合作。但欧洲市场整体消费能力更强，单车利润率高，具备长期深耕的战略价值，企业不会因短期关税壁垒放弃该市场。

秦测皓：欧洲市场固然不能放弃，但欧盟一直以减少贸易逆差和保护本土电动汽车产业为由，采取各种贸易限制措施。除此之外，中国汽车进入欧盟还可能产生哪些影响？欧盟可能还有哪些深层考量？

受访者：中国的电动汽车进入欧洲后，原有的燃油车、变速箱、发动机以及各类配套产业都会受到冲击。欧洲供应商既要做新能源转型，还要做燃油车的存量市场，两头都得抓，但资源有限，结果反而导致新能源转型进展缓慢，顾此失彼。而且从成员国或欧盟层面看，还有一笔账要算：一家生产燃油车配件的企业，既可能为BBA供货，也可能为其他厂商供货；中国车型大量进入并快速占据市场之后，这些中小企业如何生存？相应的税收如何弥补？原有格局是整车征一道税、零部件再征一道税，逐层收取；中国车进入之后，只能征收关税部分，财政缺口需要考虑。也正因如此，欧盟在一边对中国汽车加税的同时，一边出台产业刺激措施要求提高本地化率，倒逼中国汽车在当地投资建厂，如此一来才能带动就业和纳税。

秦测皓：然而对于电动汽车的发展本身来说，真正需要的是一份具体的路线图，而不仅是宏观框架。欧盟的确动用了贸易和投资的政策工具箱，但要完成电动化转型，这远远不够。欧盟层面缺乏非常具体的电动化实施细则，而中国科技部、工信部等部门早在多年前就给出了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路径、人才培养、市场推广等一整套系统性发展安排。

受访者：欧盟制定的多为顶层的、长周期的规则，具体实施路径交由企业决定，只要最终达到既定标准和要求即可。

秦测皓：关税之外，还有一层更微妙的政治摩擦值得关注。近期匈牙利前外长加入中国企业后被调查，你怎么看这件事？

受访者：单从商业角度看，引入这样的人选是有专业判断的。在欧洲，无论是接触欧盟的政府官员、汽车行业相关机构还是其他组织，都需要一个具备渠道的代表人物；这个节点打开之后，就可以由点及面——后续出现问题或寻求合作时，可以直接对接。目前的现实是：欧盟规则制定者与中方的直接交流相对有限，中间存在一个传导层，中间环节传递了什么信息，中方并不清楚。如果双方能够直接沟通，很多问题的解决效率会高得多。所以设置这样的政府关系职能非常重要，在国内外都是如此，从商业角度看没有问题，是一步好棋。只是当地和欧盟层面的反应强度确实超出预期。

欧美政坛普遍存在官员离职后转投企业任职的“旋转门”机制，但此次事件之所以引发剧烈舆论反弹，其特殊之处在于当事人入职的企业为中资车企。加之当前中欧汽车贸易正值敏感期，该事件被过度政治化解读，放大了其争议性。

这一事件也为所有出海欧洲的中国车企敲响了警钟：欧盟内部仍存在相当数量的排斥势力，中国车企未来在欧洲市场采取任何重大行动时，需要将政治因素的各个方面考虑在内，深入到细节。基于此，未来的政企沟通需要新的替代方案，例如由对方设立咨询公司，中国企业购买其服务，做好必要的隔离，规避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

秦测皓：欧洲政界对中国电动车持负面态度，当地整车企业内部又如何看待中国品牌的崛起？

受访者：内燃机时代，欧洲车企普遍轻视中国汽车，认为仅能复刻低端产品，不存在实质竞争威胁；新能源赛道到来后局面彻底反转。电动汽车整车制造难度下降，中国确实掌握了“三电”核心技术，因此他们生产电动车时，至少在电池环节无法绕开中国供应商，区别只在于选择哪一家——并非不能自产，而是自产成本过高。中国厂商在整车领域的地位持续上升，逐步成为真正的竞争者。身处一线的从业者通常判断清晰，明确了解中国车企的优势所在，以及哪些环节需要采用中国供应链、哪些不宜采用。

但他们的优势在于本土渠道和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既然技术层面难以抗衡，就只能另寻路径守住既有市场，例如通过政策游说，推迟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入节奏——零部件可以继续放开，但在整车层面则需要争取缓冲时间。同时逐步收缩现有燃油车业务，扩大混动与纯电业务。

秦测皓：依靠聘请当地律师与品牌高管，能否有效化解中国车企出海欧洲所面临的法规与本地化挑战？

受访者：没有这么简单。理解这个问题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和成本层面——在技术和成本层面，没有企业能够超越中国厂商。但要把产品持续、长期地销往对方市场，法律法规、本土化、客户需求理解、各类本地适配都是他们的强项。车辆售出之后还涉及售后、更新换代，电池报废如何处理、由谁处理、需要满足哪些流程、如何才能合规，环节相当多。因此，从全价值链维度比较，中国仅在两项上领先，其余方面差距明显。

中国厂商在国内市场习惯于快速获利，进入欧洲后仍然过于急切。欧洲市场节奏较慢，但消费具有持续性——例如一个家庭今年购买宝马，五年后可能仍然选择宝马，形成长期的品牌忠诚。

中国企业追求速度，希望迅速占领市场并快速调整策略。欧洲市场的逻辑不同，需要慢，需要建立信任，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点无论对产业界还是政策制定者都需要说明：必须具备耐心，中欧两个市场的运行逻辑完全不同。

回顾当年BBA进入中国的历程——合资建厂、设立研发中心、深耕本地化，这些事中国厂商今天在欧洲也必须一步不落地做一遍。当年中国消费者青睐BBA，不只是因为“德国制造”的光环，更因为产品本身过硬。同理，中国厂商若想在欧洲立足，也必须用过硬的产品和长期的本地化投入，去赢得同样的信任。

结语与观察：从认知鸿沟到文化引领

自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以来，中方已通过多轮交涉与政策文件予以回应。2026年7月28日，商务部发布万字文件《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系统阐明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并明确中国产业发展并非“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遇2.0”。

但这份文件回应的，是“产能过剩是否成立”这一问题。而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始终未被充分追问：欧盟为何会这样想？这套认知从何而来，又靠什么自我支撑？本次访谈提供了一个关键视角：欧盟政客将中国电动汽车的成功全然归因于政府补贴，固然带有保护主义动机，但也建立在一套自洽的、由市场表现所塑造的认知逻辑之上。

迄今为止，中国品牌在欧洲仍集中于中低价格带，进入BBA核心区间的产品销量甚微；欧洲消费者的“市场选票”仍大多投给本土品牌。欧盟政客不免会反问：若中国车真全面领先，为何不见欧洲人用钱包投票？高端市场既由本土品牌把持，中国车的竞争力便被归为补贴支撑的低价，而非技术或品质的胜利。换言之，欧盟政客并非看不见中国汽车的进步，而是选择性看见中低端份额扩大，这恰好强化了“低价倾销”“产能过剩”的叙事闭环。因此，回应“产能过剩”不能只澄清事实，还须从根本上瓦解这一叙事的现实注脚——这正是商务部文件与本次访谈的呼应所在。

下一阶段的博弈不应局限于中低端份额争夺，而应聚焦本土化，在与欧洲企业的合作中，持续打磨契合本地品味的高端产品。中国企业需向欧洲明确传递：新能源汽车并非传统汽车的简单迭代，而是全新物种，中国在此领域已积累了显著的技术与运营优势；我们愿主动开放部分技术，与欧洲伙伴携手共建面向未来的新能源产业体系。这正是利益共享的逻辑——回望三四十年前，BBA等欧洲企业携旗舰产品落地中国，正是凭借技术输出与本地化融合，赢得了市场。同样的路径，也适用于当下中国车企在欧洲的长远布局。

撬动认知天花板，仅靠产品和技术还不够。更根本的，是要让欧洲决策者和公众重新理解中国汽车市场本身已经发生了怎样的质变。主动邀请欧盟政客、贸易官员及有影响力的智库专家到中国实地参访，或许是一条有效的路径。让他们亲眼看到充电基础设施的密度与便利性，亲身乘坐或驾驶中国品牌电动车体验其智能化水平，实地走访研发中心与生产线——这些具身体验产生的认知冲击，远胜于任何书面文件的澄清。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电动汽车的系统性国际传播尚属空白。当前，欧洲公众与政策制定者对中国电动车的认知，多源于当地传统媒体与行业机构的解读，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误读频现。为打破这一认知黑箱，中国车企及相关机构亟须系统强化对外传播，既借力本土及海外合作媒体，也善用社交媒体与数字平台，将产业发展经验与创新实践，转化为当地受众可感可知的生动叙事。传播不应止于产品推介，更应深入揭示中国电动车产业如何凭借持续研发、大规模基建与跨行业协同，才成就今日的产品力与成本优势。要让欧洲社会理解，中国汽车的崛起并非行政力量单向驱动。

更重要的是，中国汽车向世界输出的，不应只是一套更优的硬件方案，更应是一种新的汽车文化与生活方式想象——重新定义“汽车”这件古老工业品之于人类的“普遍意义”。回顾汽车工业史，德国车以“精密制造”立身，日本车以“精益生产”成名——每一种成功都锚定了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那么中国车的文化符号应当是什么？受访者的答案正是在中国市场中被反复验证的“绿色智能”——汽车从钢铁机器蜕变为移动智能空间，融合数字生活与清洁能源，是“移动的家”、娱乐场，更是智慧城市的节点。这种对汽车本质的重新诠释，远比技术参数的优势更具颠覆性。

《改变世界的机器：精益生产之道》是宣扬日本汽车理念的一部代表作

中国车企海外征途的终极较量，不仅在于产能、关税或补贴，更在于能否塑造全球认可的文化表达。德国有“精密”，日本有“精益”，美国曾有“自由”，而中国汽车的“绿色智能”，既回应全球碳中和的时代命题，也承载人类对未来出行的生动想象。只有当欧洲消费者不再视中国汽车为“廉价替代品”，而是兼具科技感、环保与生活品质的新选择时，中国汽车才真正完成从“追赶者”到“引领者”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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