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重新登基之后的第二柬埔寨王朝，给洪森集团带来的是内外关系十分复杂、矛盾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底色。洪森和柬埔寨人民党清楚，矛盾和斗争的目标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谁能成为柬埔寨真正的舵手？洪森从柬埔寨的国情出发，敏锐地抓住了主要矛盾：他和他的政党坚决捍卫农民对土地和城市居民对房屋的所有权，把占人口85%的柬埔寨农民作为自己的基本力量，并为了捍卫他们的利益而奋斗。

人是一切的关键，对于要想长期执政的政党而言，更是如此。那些让政党缩小规模、减少党员数量的理论往往包藏祸心。2018年，随着柬埔寨人口的增长，洪森所领导的人民党党员数量增至约578万人，依然约占总人口的1 /3。人民党的党员骨干主要来自农民、工人、个体工商业者等社会群体。加入人民党与具备选举资格的最低年龄限制均为 18 岁，从数量上来讲，人民党党员构成了人民党所获选票中比较稳定的一部分。

由于对群众路线的强调和重视，洪森所领导的人民党十分注意在党建中做好基层工作。几十年来，柬埔寨的内外环境和政治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党本身也发生了巨大变革，但是下基层团结群众的路线却被坚持了下来。

柬埔寨进入和平发展阶段后，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主观意愿日益突出，形成了强大的民生动力，加上柬埔寨区域经济的优势条件，柬埔寨经济开始步入发展的红利期。

洪森的经济思想来源于他20世纪80年代在金边政权的执政实践。当时，人民革命党内部长期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应当保留私有制经济。洪森认为，经济利益才能推动人民拥护共产党，也只有经济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强大动力，仅仅靠政治理论和口号是无法做到的。

发展至今，柬埔寨贸易开放度已达100%，已成为亚洲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和东盟地区经济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外资存量GDP比值高于传统上对外资友好的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作为一个事实美元化的国家，柬埔寨的金融开放度在东盟国家中仅低于地区性金融中心新加坡。

柬埔寨越来越主动地加入全球化，经济发展增速明显。这反过来，又为人民党赢得了相当稳定的民心基础。

高棉特色的传统建筑和近年来兴建的现代化大厦在金边混杂并存，城市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新华社发（索万纳拉 摄）

坚守与变通

东南亚尤其是中南半岛国家，向来有左右逢源的历史文化传统，柬埔寨和洪森也不例外。

洪森执政的愿望强烈，其危机感也同样强烈。政治上团结，斗争中坚决，策略上灵活，洪森及人民党在各项事务当中体现了极其灵活变通的战略思维。今天的柬埔寨，已经在形式上从过去人民革命党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变成了君主立宪、多党并存的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共产党员洪森变为了洪森亲王，人民革命党也变成了人民党。

从形式到实质，洪森领导的这个政党，正全面主导着一个保皇势力强大、按照资本主义政治逻辑和经济规则运作、向社会民主主义理想发展的国家。

洪森反对在党内仅从理论上讨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是主张学习中国的邓小平和新加坡的李光耀，以是否符合柬埔寨具体国情和根本利益作为改革与评判的标准。洪森和他的政党还经历了社会结构及所有制的变化，并成功转型。在柬埔寨国家资产私有化的进程中，洪森和人民党把一批重点国有企业转为私有企业，然后加以控制，让这些企业变成了党产，成为人民党重要的资金来源。而正也因有了这些企业，使得人民党成为财力最雄厚的政党，保证了在大选中的经济需要。

如果说，在国内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洪森是变通中有所坚守的，那么在国际关系中，洪森对于中国的态度几乎是坚守为主。

经济上，与中国的外贸往来一直是洪森对外邦交的重点，他曾表示“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有利于柬埔寨”。他也历来反对“中国威胁论”，认为那种要中国成为弱小和贫穷国家的主张是极其错误的，他解释这并不是讨好中国，而是因为作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家对世界和地区的局势都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从市场角度看，一个强大富裕的中国可以让更多国家获益。如果中国弱小衰败，那么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跑出国门，对于临国反而会带来麻烦。

在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洪森更被认为是中国忠诚的朋友。

比起亲华，更亲越？

洪森的人生充满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外界对他的评价也是戏剧性的：总是在两个极端当中摇摆——一些人指责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然而由于他的革命背景，另一些人也至今还认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以前他被指责为越南的傀儡，但现在他又被认为是柬埔寨独立自强的舵手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以前他是红色高棉的战士，而后来他也是红色高棉的重要终结者；洪森一方面限制王权，一方面自己也尊敬和需要王室，甚至非常珍视他的亲王头衔。

从地缘来说，柬埔寨的战略位置重要又尴尬。它与中国和越南都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于是也有观点认为，柬埔寨其实不是中国的朋友，而是越南的，认为洪森是首鼠两端的人。这种说法过于简化了对柬埔寨现实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