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梅尔·巴斯贝斯表示，在整个亚洲文化中，无论信仰或文化背景如何，阖家赴宴所带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是相通的。他希望以此引起观众共鸣，打破偏见的恶性循环，通过对话与理解，在多元社会中求同存异，寻找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统一性，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悲剧的再次发生。

“你是华人，我是印尼人，我们是有不同，但不应该把生活看得如此狭隘，我们应该从中寻找相似处，”他说，社会应当接纳华裔群体，而非疏离排挤，摒弃带有区分性的族群称谓，让华人成为印尼社会平等共生的一份子，“这也是我一直努力在做的。”

这种美好的期盼，似乎也能从影片中两处前后呼应的情节中窥见一二：

“黑色五月”时，Encek差点横尸街头，幸得旧识帮忙，将他伪装成穆斯林，才侥幸逃过一劫；

而当Encek已经76岁，坐在店里推销雨布时，他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出：“这是中国的雨布，质量非常好。”

瑕瑜互见，这部影片的短板也很明显。首先，历史背景刻画浅尝辄止，诸多时代隐喻过于隐晦，需要观众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才能读懂深层内涵。

相较原著直白锋利的叙事，影片也淡化了排华劫难、族群迫害的篇幅，转而更多地聚焦于家庭叙事，通过男女主的爱情故事，侧面烘托时代处境，有种隔靴搔痒之感。

或许如导演所说，本片意在鼓励文化交流。但作为一部旨在回望历史、以史自省的作品，影片对历史伤痛的刻画力度不足，对严肃族群议题的表达流于表面，多少还是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另一方面，影片虽清晰铺展了“筹备家宴”与“回溯家族往事”这两条主线，但整体叙事十分碎片化。生活情节平铺流水，现实与回忆的转场也有生硬割裂之处，容易给观众一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跳脱感。

不过，纵然叙事不够圆满，历史描摹亦有所保留，《我最后的家宴》仍可谓意义独特，它为“失语”的印尼华人留下了一份影像印记。在鲜有同类题材的国际影坛，这部作品的出现，本身就是一次极具意义的发声，已是难得。

以下内容整理自现场对话，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微调语序并删减冗余表述，供读者参考：

1、首先恭喜您的影片入围上影节，而且其中一场成为本届最快售罄的场次。观众如此期待这部作品，你的感受是如何？你觉得为什么这部作品会这么受中国观众关注？

伊斯梅尔·巴斯贝斯：我特别感谢我的电影能来到中国、来上海放映，上海观众也特别热情，而且中国整体观影的人是非常多的。我认为，中国人多了解海外华人的故事和历史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现在电影界拍摄海外华人的作品并不多，但我认为，华人的故事应该通过电影的方式讲出来，让（中国）国内观众看到海外华人的日常和文化。我也希望靠这部电影，把海内外华人的文化连接起来。

有一场的电影票很快就卖光了，我也非常的开心，也想借着这次机会，把我想讲述的华人历史传播出去，让这部电影成为文化交流的载体，让不同的文化能够互相了解。

2、当中国的观众在银幕上看到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事时，您希望带给中国观众怎样的情感触动？

伊斯梅尔·巴斯贝斯：印尼华人虽然人数不少，长相、外貌和国内同胞也是相似的，但现在当地华人基本都不讲汉语，日常说印尼语或者爪哇语。

我自己是有阿拉伯血统，长相也带着阿拉伯人的特征，但我也不会说阿拉伯语。

这让我很感触的是，人哪怕从小离开故土、远离自身文化发源地，心里也得守住属于自己文化的初心，清楚自己的文化归属与根基。我认为，人终究无法割裂自身与生俱来的这种文化根源。

3、影片聚焦印尼华裔家庭，这个题材在亚洲影坛非常少见，最初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创作这个故事？

伊斯梅尔·巴斯贝斯：我觉得华人有着独属于自身的特质，相信能够通过电影，传达出我想表达的一些内容。

我会选定这个题材，是因为我一直住在（印尼）一座小城，当地阿拉伯人有聚居的村落，华人也有自己的聚居区。平日里和华人打交道，我不是从文化、宗教这些宏大层面去认识他们，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里，感受到大家本质没什么区别，都是普通人。

所以在我看来，哪怕种族、民族各不相同，人与人之间总能找到共通之处。人们已经讨论了太多分歧与差异，我希望用这部影片，让大家放下彼此的不同，多去寻找相似之处，互相理解、彼此包容。

选择这个题材，我也是有顾虑的，整个创作团队在制作过程中，也承受过不少担忧和质疑，但我认为应该承担起这份责任，大家最终齐心协力完成了作品。

我不觉得自己是个英雄才去拍这部作品，只是希望借着自己的导演身份，向外传递影片想表达的理念。电影上映后，我们或许还会遇到新的问题，但这些难题，也都会成为我们摸索解决办法途中的一部分。

华裔米店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