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ek勤恳本分、待人赤诚，慢慢打动了姑娘。朝夕相处下，两个有着相近文化底色的年轻人暗生情绪，不顾两家门第差距、反抗包办婚约，选择私奔相守。妻子敢于冲破世俗束缚、毫无保留的爱，抚平了Encek长久漂泊带来的孤寂与自卑。

在后来的岁月里，无论是针对华裔无处不在的歧视，还是动荡残酷的排华暴乱，妻子始终是Encek乃至整个家族的精神支柱。

年轻时候的Encek给妻子送了一粒酸糖，两人的缘分由此展开

直到2002年妻子病逝，纵使儿孙满堂同住一屋，但Encek知道，他又没“家”了。

在午餐盒里每吃到一次订书钉的无奈，一遍遍勾起他对亡妻的思念，也促使他加紧筹备那场意义特殊的家宴。

褪去思念亡妻的表层心绪，Encek穷尽一生追寻的，也不止于属于自己的小“家”，更是一份宏大的归属——印尼华人的文化根脉，与漂泊半生的身份认同。

最初，Encek不会写汉字，也不会说任何中国方言，是妻子教会他吃面条不咬断有长寿好运的寓意，也是妻子教会他拨打算盘，习得谋生本领。在整个家宴的筹备过程中，他也一直执拗地寻找一种传统拌面。

甚至Encek这个称呼本身就暗含深意。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名字，而是一个由闽南语衍生而来、专门用于形容年长男性的印尼语。

导演伊斯梅尔·巴斯贝斯告诉新潮观鱼，电影延续了原著小说中的设定，没有赋予男主人公一个专属姓名，一方面是希望用这个极具生活气息的通用称谓，拉近观众与角色之间的心理距离，让Encek如同身边熟识的长辈一般亲切，引导观众放下偏见，以包容柔软的心境走入这段故事。

另一方面，导演也希望借此暗示，影片讲述的不只是某一个华裔家庭的悲欢，而是千千万万印尼华裔共同经历的人生缩影。

回顾男主的一生，影片跨越了四个关键历史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98年与现实所处的2018年。不难看出，这大致映照出一代印尼华裔的历史命运：于动荡中苦苦维生，到遭遇深重劫难，最终在本土扎根立足。

“我选择了比较沉重的阶段，”伊斯梅尔·巴斯贝斯坦言，“我想表现的是，我们不应该粉饰太平，而是应该通过讲述这样的故事，让人们在谈起60年代、70年代时，都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大家也可以来共同讨论。”

印尼“黑色五月暴动”，华人遭遇血腥暴行。男主角在街头被暴徒殴打。

在四个时代里，他对拍摄60年代时的场景印象最深，他将早年漂洋过海的华人先祖称作“船上的人”，“他们坐船来到印尼，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经历多少艰难、困苦。”

“我突出表现了一个父亲的形象，他是一个顶梁柱的作用，吃苦耐劳，为了家庭能够忍受各种艰辛，这会让我想起我的爷爷。”伊斯梅尔·巴斯贝斯认为，作为后代，不应忘记先祖曾经经历的艰难困苦，同时也该将这些精神传承下去。

而作为一名阿拉伯裔导演，通过跨文化视角去审视印尼华人的历史创伤，并不容易。

伊斯梅尔·巴斯贝斯承认，创作初期他也有顾虑，担心自己对印尼华人社群的过往经历、家庭状态不够熟知，也有华人质疑他是否有能力把控好这段特殊的故事。

“但是我又觉得，把遭受苦难的华裔家庭的故事讲出来非常重要，他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也在不断思考，我可以给我的孩子留下些什么呢？我可以给孩子做什么榜样呢？只是一部电影吗？”

他补充说，“为什么要拍摄这些内容？因为我认为我们不能说谎，我们应该把这些事实表达出来。确实在过去、在现在、包括在未来，可能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还会一直存在的。”

而回顾历史，最重要的是，以史为鉴。

在伊斯梅尔·巴斯贝斯看来，长久以来不同族群、文化间常充斥抵触、猜忌与隔阂，历史悲剧不断上演。这往往与政客的私心有关，“政治家正是利用了我们对其他文化的误解或是不了解，来分化我们，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应该是打破这种壁垒，让各种文化交流起来。”

这也是他没有沿用小说原名《平静赴死的伟大计划》（Rencana Besar Untuk Mati dengan Tenang），而是将影片命名为“家宴”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