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蔽的傲慢到公开的敬意

如果我们将视角拉得更宽一些，就会发现这种外交理念的转变绝非孤立现象。如果说过去十年主导对华关系辩论的是一种对于中国创新能力、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社会制度暗含的傲慢与偏见，那么无论左右翼，新思潮的共同点恰是对中国崛起的正视乃至隐含的敬意。

这种转变在保守派阵营表现得尤为明显。在MAGA运动最大的思想论坛——全国保守主义大会（NatCon）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现象：对中国发展经验与成就的热情介绍已成为会议的常见话题。

演讲者们开始认真讨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制造业升级经验，以及长期战略规划能力。这种坦诚的自我反思，在十年前的华盛顿精英圈子里是不可想象的。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就连拜登时期对华政策“沙皇”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也开始疾呼美国对华“胜利主义”幻想的危害。同样发表于《外交政策》的文章里，这位资深外交官向自己的同僚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这是一个战略优势将再次向那些能够大规模运作的国家倾斜的时代。中国拥有规模，而美国则不具备——至少单凭一己之力是如此。”

坎贝尔的这番话，代表着华盛顿建制派对现实的一种痛苦但必要的承认。中国的崛起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忽视或者轻易逆转的现象，而是美国必须学会适应的新现实。

因此，对华政策“新思维”的涌现，既是特朗普个人特质所塑造的现象，也有深刻的必然性。当深层次的偏见开始消失，由偏见而催生的敌意自然难以持续。

进一步展望，我们固然不能对这种新思维当下的影响做过于乐观的预期。大战略的转向往往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在牵扯国家核心利益和战略资源分配的问题上。

即便对中国崛起的长期前景有了更理性与冷静的认识，新一代美国精英在穷尽其他手段之前，也极不可能戏剧性地与中国达成“大协调”。这种渐进性的特征，在当前负责对华军事威慑政策的关键人物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这位被誉为MAGA对华大战略“设计师”的年轻人，在其代表作里集中展现了这种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竭尽心力构想着对华军事威慑乃至武装冲突的图景；另一方面，他也真诚地表示：“它不向任何人，包括中国，索求任何他们无法以高尚和尊严给予的东西……中国可以自豪地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它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其偏好和观点将赢得尊重。”

科尔比这番看似分裂的话语，既体现了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实力的尊重，也反映了他们试图在承认中国崛起与维护美国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的努力。

埃尔布里奇·科尔比 资料图

这种矛盾心态，恰恰说明了当前美国外交思维转变的复杂性和渐进性。

正如已故的战略大家亨利·基辛格在其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所总结的：在中国，美国首次遭遇一个资源潜力堪比其自身的国家。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但方式各有不同。中国期望其文明的延续性和宏大程度能够赢得尊重。美国则坚信其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关键的考验在于这些关于国家伟大的理念能否共存。

基辛格的这一判断，可以说是对中美关系本质的最精辟概括。两个都自认为独特和伟大的国家，如何在同一个世界体系中和谐共存，这是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课题。

新型大国关系被美国精英最终接受，仍然需要更多现实的教育。但值得欣慰的是，这种教育过程已经开始，而且正在加速进行。

写在最后

从2015年格拉泽教授的“大协议”构想，到近期埃兰德、戈达德等人的“大国协调”讨论——这一理论演进的轨迹，清晰地勾勒出了美国对华政策思维的深刻变化。

十年前被边缘化的合作声音，如今正在重新回到华盛顿的政策讨论中心。这种转变既反映了国际力量格局的客观变化，也体现了美国精英阶层认知偏差的逐步校正。

当然，从理念转变到政策实践，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至少，期待新型大国关系最终告成的人们，已经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里，大国协调的灵感，为更具现实性的方略开了个好头。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最终都会发现：合作比对抗更符合各自的根本利益，也更有利于人类的共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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