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禺】

2015年，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发表了一篇注定要被历史铭记的论文。

呼应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这位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大胆提出了中美“大协议”（Grand Bargain）的构想。在格拉泽的设想中，守成国与崛起国可以通过战略性的相互让步，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

然而遗憾的是，格拉泽对于“大协议”的展望，很快在激烈的辩论后，被截然相反的图景所淹没。

2016年大选的硝烟散去后，美国对华政策迅速走向了格拉泽构想的反面。贸易战的阴云、科技脱钩的利剑、军事对抗的威胁——这些词汇俨然构成了过去十年中美关系的主旋律。华盛顿的外交战略圈子里，一种寒蝉效应已悄然确立，任何人呼吁与中国合作，几乎等同于学术自杀。

从奥巴马政府后期的“重返亚太”，到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极限施压，再到拜登政府的“战略竞争”，华盛顿精英似乎陷入了一种集体性的战略迷思。他们固执地相信，只要施加足够的压力，就能让中国屈服于美国设计的国际秩序框架之内。

这种肃杀的气氛持续了整整十年。直到2024年底，这种肃杀的气氛开始出现变化。

美国国会大厦

从“大协议”到“大协调”

“如果你仔细想想，中国和美国可以携手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

当特朗普在2024年底胜选后的首场记者会上做出这一突破性表态，其后引发的涟漪也就不难想见。

长期被强硬派所主导的美国对华政策讨论中，越来越多温和的声音开始涌现。

值得注意的是，格拉泽所倡导的“大协议”设想，也被新生代学者进一步发展为“大国协调”（concert of great powers）的新框架。

今年4月，MAGA运动的重要理论据点之一——“美国保守派”网站，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关注的文章。青年学者伊凡·埃兰德（Ivan Eland）在文中详尽阐述了中美实现大国协调的可能性。

文章的副标题就开门见山地点明了核心观点：在多极时代，仅拥有一名全球警察是不够的。

埃兰德的分析，显示出新一代美国学者对国际格局变化的敏锐洞察。他写道：“特朗普对世界其他大国——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却令人耳目一新，令人感到谨慎乐观。”在他看来，特朗普将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关系置于与基辅的关系之上是正确的选择。

更令人瞩目的是埃兰德对中美关系的判断。他认为，面对美国唯一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中国，特朗普公开宣称的寻求合作的意愿，应该会让那些担心超级大国爆发毁灭性冲突的分析人士感到安心。

埃兰德进一步分析道，特朗普似乎也设想了一个国际合作的新时代，主要大国将如同十九世纪的欧洲列强般协调一致地解决全球问题。这种“大国协调”的模式，曾经在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维持了近四十年的相对和平。

埃兰德文章发表后不久，“建制派”就做出了有力回应。

知名国际关系学者斯塔西·戈达德（Stacie Goddard）在反映民主党精英观点的《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全面讨论了大国协调的当代前景。

戈达德的文章标题为《大国竞争的兴衰——特朗普的新势力范围》。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篇批评性的文章。但仔细阅读后会发现，戈达德实际上对“大国协调”这一理念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理解，甚至隐含的认可。

斯塔西·戈达德：《大国竞争的兴衰——特朗普的新势力范围》

戈达德赞同这样的观察，即特朗普的世界观并非大国竞争，而是大国协调。

在戈达德的分析框架中，过去十年兴起直至登峰造极的大国竞争思潮，并非定义某种具体的战略，而是代表着一种强有力的世界政治叙事。这种叙事为了解美国决策者如何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以及他们希望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视角。

她的这一观察击中要害。过去十年的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被一种特定的叙事所绑架。在这个叙事中，美国始终是主角。有时，这个国家被塑造成一个强大而令人敬畏的英雄，拥有无与伦比的经济活力和军事实力。但华盛顿也可能被描绘成受害者，就像特朗普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一样，该文件将美国描绘成处于一个“危险的世界”中的受害者，竞争对手“正在积极破坏美国在全球的利益”。

而在特朗普现在倡导的“协调”叙事中，美国既不是国际体系的英雄，也不是受害者。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认知转变。

当然，与MAGA阵营新秀表达的热情期待相比，戈达德对于特朗普的大国协调愿望展望则谨慎许多。她承认，欧洲协调机制建立后，列强确实维持了近40年的和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协调机制或许能为日益多极化的世界提供一个可行的框架。

但戈达德也提出了关键的前提条件。在她看来，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减少冲突协调、增加合作的叙事，一个大国齐心协力、不仅推进自身利益，也推进更广泛利益的叙事。

这篇登上《外交政策》纸刊封面的文章，无疑清晰显现出当下美国外交理念新陈代谢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