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技术人员需要得到价值重估

为什么传统的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岗位不能留住青年才俊，而上述这些新岗位可以？这就要说到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为什么需要被重新估值，怎样才能重新估值。

关于估值与分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至今尚没有被理论超越的经典，只不过需要与时俱进。生产力的三要素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经济现象表明，从劳动手段来看，非实体性的科学技术、知识产权等占据主要价值，从劳动对象来看，不被经典理论认可的非物质生产占据主要价值，这样的生产力越来越被价值高估。

譬如一家软件公司，其开发的产品是虚拟的（可以有物质载体比如光盘拷贝，也可以只有数字版本），但毛利率往往显著高于一家开发硬件实体（譬如汽车）的公司，能支付给员工的薪酬也更高，劳动者的体验也更接近“白领”。

电动车虽然是“先进”的，但利润的大头也并不在实体的车上，而往往在某种虚拟的服务上，如智能驾驶。所以综合来看，为什么微软的毛利率远高于特斯拉，金山办公的毛利率远高于比亚迪，尽管这都是中美各自行业的头部代表公司？背后的原因也是如此。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相比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等，金融、计算机、软件工程这些专业更受到大学生青睐。莫说拉动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就业的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已经陷入困境，房地产供需关系已经发生重大转变，就算房地产下行周期没有到来，愿意“进厂”的大学生也是越来越少。

不仅大学生如此，当城镇化率进一步走高，农民工的第二代也很难出现在建筑工地。研究城市规划的赵燕菁教授在谈到地方借债建设基础设施时就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建，下一代人根本不会干这活了。你想想，让你的小孩到工地上去，干现在农民工干的事，会干吗？脏活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给干了。”

现在我们或许可以说，将来的“脏活”要交给AI了。

2024年2月29日，2024CME国际机床展于上海举办，图为国产中星数控机床（图片来源：IC photo）

我在之前的文章（https://www.guancha.cn/panyu/2023_09_25_709886.shtml）中提到，由于中国政府的约束造成场景壁垒，中国不会在医疗、法律等高端服务业场景中，创造美国那样高估的GDP，最近韩国医闹事件也是说明医疗GDP与政府约束高度相关的案例。由于许多公共服务场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约束了其价值的高估，中国经济依然需要制造业的升级空间，需要实业作为强国的中流砥柱，不能发生美国那样剧烈的脱实向虚，何况美国以高达83%的城镇化率，依然努力试图让制造业回流以满足铁锈地带的选民。

因此，在继续扩大服务业以满足新一代年轻人的同时，就必须真正做到对工程技术人员的价值重估，让工程师文化乃至工人文化重新变得时尚，对城镇受教育人群更具吸引力，只有这样才能继续保持完整全面的工业体系和自主可控的供应链。分配改革要在不同的方向长期坚持，不仅体现在需求侧的保障，也就是财税政策和转移支付等二次分配中，也体现在新质生产力代表的供给侧改革中。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传统的三个产业的边界将被渐渐打破，和工程技术人员一样，农民的工作也会更多接入数字技术。总的趋势是，劳动手段越来越依赖非物质工具的科技与知识，而劳动对象则混合了物质资料与非物质资料，以非物质的数字技术来解决物质世界的任务。

青岛绿色硅谷科技园，通过电子设备与物联网技术，实现了温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空气循环等全自动化控制（图片来源：IC photo）

由于数字技术的赋能提升了单位劳动时间的价值创造，也优化了劳动体验，新的业态会涌现出来。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已经在运用互联网技术打破8小时集中办公的工作传统，如直播电商、自媒体创作、远程兼职服务等，人们对“灵活就业”的观念和认识迟早会改变。

我们已经看到新技术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也吸引走了一部分劳动力，所以经常会有“满大街外卖员是不是浪费劳动力”“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进厂了”“宇宙的尽头是直播带货吗”这样的疑问，而这正是新技术给我们提出的新问题，也是发展阶段的问题。

在AI更多渗透到工作生活中之后，工作和服务场景都会趋于标准化，难以也没必要再通过内卷式恶性竞争来占领市场，工程技术人员也会有更多时间进行闲暇娱乐和消费，这既是工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也是相互促进。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历时多年的科教兴国与大学扩招就非但不是带来沉重的负担，而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技术的研发是需要堆人的。苹果汽车研发投入2000名工程师，最终放弃。对比来看，比亚迪研发智驾就有4000人，华为研发智驾就有7000人。蔚来有9000人的研发团队，宁德时代有18000人，只有中国能够支撑这样的工程师规模，也只有中国能产生这样的工程师文化与教育环境。

中国普及穿透社会各个阶层的教育与通信基础设施，使得一个规模巨大、熟悉信息技术的年轻知识人群成为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让他们的工作都能走向安全、智能和高端，将创造一轮设备与服务升级的大规模有效需求。

那些愿意符合新质生产力的资本和企业将能够抓住这个市场。不追求过度的资本回报，而将更多的收益投入到技术研发，投入到工程技术人员的待遇提高、劳动福利改善、劳动手段升级中，这样的资本和企业会在未来得到大发展。而不这样做，继续旧的利润分配模式，甚至还在以延长劳动时间、内卷式恶性竞争作为手段的资本和企业会被逐渐淘汰出清。

这一过程并非完全由政策主导，新质生产力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概念，过去这些资本可以用旧模式生存，是因为“新时代”还没到来。但还是那句话，形势永远比人强，走向2030的中国许多基本国情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已经比任何人为的改革推动力都更紧迫。站在这样的战略关口，能不能用新质生产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对好工作的向往，已经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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