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表面的经济繁荣却掩盖不了一个事实：“技术引进”对于中国工业技术能力发展的贡献最多只能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通过“技术引进”、合资组装外国产品以及外资设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厂（对于国内流行的所谓“国际产业转移”说法，只要稍加分析就会看出，其实那不是“产业”转移，而是产业链上的“终端产品组装环节”转移），虽然可以在中国生产出看上去技术水平更高的产品，但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却越来越陷入停滞甚至萎缩的状态。问题不是出在学习外国技术的必要性上，而是出在放弃自主开发努力的行为上，这使“技术引进”成为没有技术学习内容的技术依赖。但是，正因为能力只能组织内生，而不可能从外部买来或引进，所以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技术引进”，在那些今天仍然能够自主开发产品和工艺的工业领域（如核能、航天、发电和输变电设备、铁路装备、造船、卡车、机床、重型机械、大型计算机，等等），中国企业所具有的技术能力都不仅与改革开放之前的自主开发经验一脉相承，而且只能在保持自主开发传统的前提下成长。这个经验证据与本书所阐述的理论逻辑是高度一致的——技术能力只能来自自主开发的实践，而不可能来自仅仅使用外国技术的过程。

三、中国自主开发/竞争性企业的崛起

在改革开放时期，使中国工业不仅能够提高产品技术水平，而且技术能力显著成长的力量源泉，既不是“技术引进”，也不是外资的涌入，而是本书多处提到（并部分记录）的中国竞争性企业的崛起。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技术密集型工业中，竞争性企业的崛起和自主开发企业的崛起几乎是同一个现象和同一个过程（对于这个正在发展中的企业类型，现在进行正式定义仍嫌过早。但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本书所说的竞争性企业不是在劳动密集型工业中主要依靠价格竞争的企业，而是在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中必须依靠产品和工艺开发进行竞争的企业；第二，这种企业指的是完全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发展的企业，所以区别于那些虽然具有相当的自主开发能力，但在体制上仍然没有彻底市场化的企业。因此，本书所谓的竞争性企业是具有技术研发能力和市场化的企业）。

从组织形式来说，这种企业的萌芽可以追溯到80年代后半期，而它们在90年代中期之后的明显崛起则是自50年代工业化以来第一次出现的现象，标志着从计划到市场转变的一个实质性进展。

但是，竞争性企业的技术能力源头却不是来自“技术引进”，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已经消逝的“自力更生”阶段。如果稍微分析一下华为、中兴、奇瑞、振华港机这些标志性的自主创新企业，就会确定无疑地发现：第一，这些企业之中没有一个是从组装外国设计的产品开始的；第二，这些企业最初的研发团队都是来自具有技术研发经验的老企业或研究所。还有什么证据比这个事实更能证明自主开发不是技术引进的结果?这些企业的自主开发过程当然伴随着对外国技术的大量学习，但与技术依赖模式不同，它们是通过自主开发来学习和吸收外国技术知识，而不是相反。

华为最近发布的Mate X很多技术都是自主创新的，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图片来自网络）

对于中国工业来说，竞争性企业的崛起既是革命性的，又是连续性的。革命性体现在新的组织形式上，连续性则体现在技术能力的源头上。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工业不会出现新的组织形式；而如果没有早期的工业化和技术研发上的自力更生，也不会具有竞争性企业能够从自主开发起步的技术能力基础。因此，在技术密集型工业领域产生竞争性企业的社会条件，其实是中国工业50多年的历史所孕育的【如果没有一个足够规模的国家科学和工程教育体系，像华为、中兴这样目前各自拥有三四万名员工的高技术企业是无法成长的（华为曾经在2000—2001年一口气招收了6500名左右的大学生）。能够产出如此数量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的中国教育体系，当然是在50年代大规模工业化的背景下开始建立的】，而不可能在抛弃了计划体制仅仅几年之后就会具备。

“比较优势论”者企图让人们相信，中国50年代的工业化及其后来的“自力更生”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历史错误；但从今天中国工业的实践来看，正是因为有付出巨大牺牲而建立起来的技术和工业基础，中国才有可能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年代成长起来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竞争性企业，才使中国有可能在开放竞争条件下实现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爬升。由此可见，中国需要的是对经济组织形式的改革，而不是放弃自主开发。因此，在中国工业技术能力的累积性成长过程中，“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并非没有关系的历史断裂，而是回荡着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