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内越来越强烈的抗议和营救舆论，徐世昌最后决定放人。1919年9月16日，经历了三个月的牢狱生活后，陈独秀终于获得释放。李大钊非常高兴，写了一首诗鼓励他：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⑦]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⑧]

当时北京警察厅对陈独秀的处理是“保释戒豫”，就是监视居住。北京中一区警察署通知陈独秀住地巡警要将陈独秀的“行状”上报。1920年2月9日，警察发现陈独秀出走未归。“视察受豫戒命令者月记表”备注：“查于二月九日下午一时，见陈独秀乘人力车出门，声言至缎库后身胡适宅拜访，是日并未回寓。复经调查数日未回家，闻系确赴上海。”[⑨]

陈独秀为生活出路，先到上海，又去了武汉。北洋政府知道他离开北京，违反了保释条例，警察署在陈独秀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准备在陈独秀回京时加以逮捕。吴炳湘觉得再把陈独秀抓起来实在麻烦，于是派人打电话通报了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我们要抓你朋友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⑩]高一涵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量，在陈独秀返京后，派人先到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藏起来，再设法送他离京。

这时，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李大钊是河北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于是他们两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城。陈独秀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厨师的棉背心，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带几本账簿。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李大钊把陈独秀送上火车以后，才返回北京。后来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表示钦佩。[11]

陈独秀到了上海，2月14日给吴炳湘总监写信：

镜潭总监台鉴：

夏间备承优遇，至为感佩。日前接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疚。特此专函补陈，希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并为面谢。[12]

1920年4月，陈独秀住到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这是柏文蔚的房子，陈独秀曾当过他的秘书，所以借给陈住。这里离戴季陶住的三益里很近。陈独秀结识戴季陶，也就认识了《星期评论》编辑部的李达、李汉俊、沈玄庐等人。一个新的朋友圈建立起来了，这个朋友圈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

邵力子回忆：“共产党的前身，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的经过是这样的：1920年上半年，浙江师范学院（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闹风潮后，一批教员和学生到了上海。其中施存统因写《非孝》一文被开除，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四个教员被解聘，除李以外，都跑到上海，与《民国日报》发生关系，我当时在《民国日报》。陈望道在日本留学归国时，带回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另外，一部分国民党员，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如戴季陶、沈玄庐。廖仲恺和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很热心。陈独秀也曾和国民党发生过关系，辛亥时曾任安徽省省长柏文蔚的秘书。以上两部分人，1920年5月间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研究会的有：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陈独秀、陈望道、戴季陶、邵力子等。”[13]

陈望道回忆，他到上海是1920年5月，和施存统等人一起来的。在此之前，他在义乌老家翻译《共产党宣言》，原来准备发表在《星期评论》上。当他把译稿带回上海，《星期评论》已停刊。于是陈望道委托俞秀松把译稿转交陈独秀。据《俞秀松日记》载，1920年6月28日，“9点到独秀家，把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14]

陈望道（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