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统】

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与胡适、高一涵等一起在北京城南一个叫“新世界”的娱乐场喝茶聊天。这时的陈独秀越来越激进了，他制作了一个《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北京市民宣言》第三、四两条是专门针对皖系军阀的暴力机关的。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将，段芝贵任京城警备司令，王怀庆是步军统领。这三个人都是握有军权的皖系军阀的重要成员。

大家一起喝了会茶，胡适和高一涵走了。陈独秀一个人继续在那儿散发传单。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在新世界楼上楼下地跑，引起了暗探的注意。当陈独秀在五楼散发传单时，当场被拘捕。

在审讯时，陈独秀说传单是自己捡来的，否认传单与自己有关。[①]陈独秀是名人，这些口供当然骗不了警探。半夜12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陈的住宅，破门而入，陈的家属从梦中惊起，被搜检拿去信札多件。[②]

陈独秀被捕以后，李大钊非常着急，立即找学生罗章龙等设法营救。大家想出来的办法，首先是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

13日，北京《晨报》首先披露陈独秀被捕消息，各地大报也相继报道。15日，上海《民国日报》指出，当此“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17日《申报》登载《北京之文字狱》一文，指出政府“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

报刊舆论一直在关注陈独秀的消息，据说政府高层是有争议的。军界的段祺瑞、徐树铮力主镇压，他们在徐宅开紧急会议，“倡言此次上海罢市，纯是一班学生鼓动，而学生风潮，实为北京大学二三教职员所鼓吹。蔡元培陈独秀均新思潮首领，实为此次怂恿学生爱国的罪魁。对于此次风潮，非取极端压迫手段不可”。[③]

王怀庆找京师警察厅要人，想置陈于死地。警察总监吴炳湘是总统徐世昌亲信，按照徐“维持”的指示，坚持不肯交人。“当陈氏初被捕时，步军统领王怀庆即与吴争执权限，斯时陈最危险，盖一入彼之势力圈，即无生还之望。幸吴警监坚执不肯让步，故仍得留置警厅。”[④]

《觉醒年代》中的陈独秀与李大钊

为了营救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罗家伦都通过各自的关系，写信求助或疏通。6月16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马裕藻、马叙伦、王星拱等39人联名请求保释陈独秀。6月20日，民国大学校长应善以、中国大学校长洪逵及各校教员冯承钧、袁敦礼、马寅初、顾兆熊等30人联名请求保释陈独秀。6月27日，安徽省长吕调元致电段祺瑞、吴炳湘：“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绝与过激派无涉。闻在京被捕，此间人士爱护学者，群请解救。学潮初定，似不宜又兴文字之狱。两公容纳泉流，夙所钦仰，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以慰士望。”[⑤]

当时北京段祺瑞政府要拉拢孙中山，派许世英为代表去上海见孙中山。据沈玄庐1919年12月给胡适的信说，孙中山为营救陈独秀起了作用：“孙先生一见着许世英，就说起你和独秀被拘的话。当时正《每周评论》被封，上海方面大传你也被捕的话。所以孙先生对许说：‘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来杀死。身体不好的，或许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许听了这番话，口口声声的‘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没有几天，我们就听到独秀出狱的消息。当时很赞同孙先生的话说得好。”[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