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多次提到APEC“非约束性”“自主自愿”等原则，这些原则自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在实践过程中难免也带来不少困扰，尤其是在成员利益日趋多元化甚至产生冲突的情况下，对成员缺乏约束力，也容易导致运行效率低下、合作实效性较差等问题。您几年前的一篇论文也曾点出这些问题。如今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改进建议么？

刘晨阳：确实，如何加强APEC的效率，让其变得更具有成果导向，这不仅是我个人表达的观点，可能也是APEC多年来讨论后达成的共识之一。然而，现在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关注国际或区域合作的新形势、新趋势以及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情况也在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在不同情况下，谁更有效率、谁能在较长时间内推进合作、谁能取得更大成效，需要辩证客观地看待。

比如，WTO作为最具代表性且具有约束力的多边合作机制，从2001年多哈回合谈判启动至今已有20多年，始终无法达成最终协定，甚至连最重要的WTO争端解决机制都已经停摆。也就是说，在形式上具有约束力的合作模式，在当前复杂的多种因素影响下，可能无法实现其本身应体现的合作机制优越性。

再有，现在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由于数量众多，标准不一，实施成本相当大。另外，以“印太经济框架”为代表的区域合作机制，背后掺杂了众多地缘政治因素，使得许多成员既无法获得真正的经济收益，还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裹挟和绑架，从而被迫在某些事情上选边站。在这种情况下，它本身是否基于市场开放原则推进合作，这点都存疑。

IPEF领导人合照（白宫视频截图）

考虑到这两个因素，我认为APEC的目的反倒是让大家能够坐在一起，可以平衡各自的利益。先找到交集、共识，再由领导人最高层面推进，之后通过委员会工作组等机制落实，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可能反倒比经过谈判或主权让渡才能参与合作的模式更容易达成阶段性成果。例如，“APEC环境产品清单”在2012年领导人会议达成一致后，大家迅速明确了清单目录，然后降税。APEC在该领域的合作对促成WTO《环境产品协定》谈判的启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认为下一步若要强化APEC的效能，一方面，可以采取类似于之前APEC推进的“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或“探路者方式”——我们不要求所有成员在某件事情上同步完成，而是可以让部分成员先行动起来，起到示范作用，再让其他成员自愿加入。在未来的合作项目和领域中，这种模式可以继续推广。

另一方面，APEC可以与其他多边机构或组织加强联动，共同参与项目投入，汇集更多资源。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现在又强调数字基础设施，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都可以参与。

观察者网：实际上，您这答复也回答了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谈到的“如何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三十年’？在这一进程中如何更好发挥亚太经合组织作用？”。

刘晨阳：对。再引申一点，也是许多专家的呼声，认为APEC不应局限于亚太，而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APEC，让它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承担更多重要作用，弥补目前多边合作机制存在的缺陷。

实际上，近年来APEC在推进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全方位互联互通等领域与G20等合作机制之间的联动关系越来越明显。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大家在多边合作层面的很多利益诉求；下一步，APEC应该能够提供一些机制化设计，让它在多边层面发挥更多作用，并与各种不同层次的区域合作机制形成互动。

此外我认为，以工商界为代表的社会各界可以更好地、实质性地参与到APEC的合作中。目前，APEC为领导人们与工商界代表开展对话提供了平台，虽然这很重要，但我们仍需设计一些机制或加强项目实施，让工商界和私营部门的资源能更充分地参与到各领域的合作中。

苹果CEO库克出席APEC晚宴（视频截图）

在落实方面，应该加强项目引导，加强合作计划与行动计划的阶段性实施评估，以此来吸引工商界和社会群体的参与。这可能也是下一步让APEC更具效率和影响性的模式。

观察者网：这也就是您曾提到的“加强合作的实效性”。提到地缘政治，近几年中美关系的变化对全球经贸往来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宏观层面来看，它是主导性因素之一，您刚刚也提到，一些国家和地区有时面临选边站的难题。APEC成立至今已有30多年，你们是否有数据统计过，中美关系的变化会如何影响亚太地区的经贸联系？

刘晨阳：客观来说，尽管中美关系总是在曲折中发展，但过去30余年来中美双边经贸总体保持了增长的态势，因此并没有对亚太地区整体的贸易投资格局产生非常直接的负面影响。

我认为过往亚太地区经贸在数据方面起起伏伏，更多是因为周期性经济危机或疫情，这些因素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中美关系变化对亚太地区的影响，更直接体现在亚太区域合作的整体氛围方面，也就是影响成员们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尤其是近几年，美国开始推行“小院高墙”和“脱钩断链”，亚太地区原先基于市场规律优化布局产业和完善供应链体系的进程受到了直接冲击。令人高兴的是，这次中美峰会上，双方领导人在共同维护亚太地区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方面达成了一些新的共识。

而且我注意到这次《领导人宣言》中也明确提到，APEC要在亚太地区致力于以市场驱动方式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是一个非常积极且重要的信号。我认为这次宣言中提到的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等事项，如果下一步能转化为APEC的具体合作项目或合作计划，将有助于中美找到更多的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