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至17日，美国旧金山进入“APEC时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这一西海岸港口城市召开，包括21个经济体的领导人、部长、企业高管等在内的数万人齐聚于此。

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全球经济面临重重暗礁。为此，会议发表的《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旧金山宣言》强调，亚太经合组织必须利用技术和经济进步，继续释放本地区的巨大潜力和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所有环境挑战。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的亚太发展“三问”——要把一个什么样的亚太带到本世纪中叶？如何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三十年”？在这一进程中如何更好发挥亚太经合组织作用？——引发广泛共鸣的同时也引来热烈讨论。

APEC可以通过哪些措施“为所有人创建强韧和可持续未来”？打造亚太下一个“黄金三十年”，APEC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相应地，其自身机制又该如何完善，以切实提升合作的实效性？围绕相关问题，观察者网对话了曾担任APEC愿景小组（AVG）中国代表的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刘晨阳。

【受访者/刘晨阳】

·“主渠道”

观察者网：今年APEC会议的主题是“为所有人创建强韧和可持续未来”。结合当前局势，如何深刻理解“强韧”这个词？具体表现应有哪些？

刘晨阳：“强韧”这词并非在这次会议首次出现，而是近几年在APEC中较为常见的一个关键词。

首先，“强韧和可持续未来”与APEC制定的2040年布特拉加亚新愿景紧密相连——布特拉加亚愿景设定了到2040年建成一个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的目标。因此，“强韧”一词对于打造亚太共同体而言也是非常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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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大背景来看，我认为“强韧”之所以成为APEC会议中经常出现乃至成为新愿景的关键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个是从应对挑战和危机的能力方面体现韧性，即当遇到较大的结构性冲击或突发事件时，APEC能否协调组织大家一起有效应对。最典型的例子是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以及2003年的非典和近年来的新冠两次疫情，这些都属于突发的大规模的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会产生影响的事件。APEC在面对这些危机时采取的措施，体现了它作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的特点和能力。

另一方面，韧性体现在能否为经济增长提供一种强劲的内在驱动力。这种经济增长不是单单追求速度，也不是看重在一个阶段内过快实现，昙花一现；而是长期拥有内在驱动力，实现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这驱动力是多元的，包括创新和新技术的发展。要想通过一些包容性和平衡性措施让各个成员充分参与合作、分享合作成果，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是关键因素。

观察者网：这次APEC峰会看上去成果颇丰，在您看来有哪些点值得大家多加关注？

刘晨阳：这次的《领导人宣言》有几个地方让我印象较深。

首先，它非常明确地强调APEC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渠道”地位。在我的印象中，AEPC过往这么多年的《领导人宣言》都从未明确强调过这点。

其实，这也是过去多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表达的一个诉求，而这次《领导人宣言》正式把这句话凸显出来，这说明在当前全球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演变趋于复杂的背景下，大家充分认识到APEC所独具的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价值，以及其合作模式的优势所在。

先前大家对于亚太路径之争可能有些担忧，比如担心美国的“印太战略”会不会对APEC形成根本性冲击，并分散APEC成员参与合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我认为如今这个“主渠道”的表述，为APEC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共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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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前，一些媒体也分析如何凝聚APEC成员们的共识，找到一些有交集或利益交叉的领域，更加有效、明确地推进新愿景的落实。这应该也是本次会议大家期待的重点之一。

通过这次的宣言，我认为在找交集共识方面，大家已经达成了许多实际的合作意向和开展合作的方向。突出的合作主要集中在新远景三大主要支柱领域中的包容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因此，我注意到这次宣言中的很多内容与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低碳发展、粮食和能源安全，以及扶植那些受到经济发展模式及能源转型冲击的弱势群体，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经济活动等内容密切相关。

从这个角度看，在下一个阶段，APEC作为区域合作的主渠道，大方面的理念可能更接近亚太共同体或中国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民生和不同群体如何更好、更平衡地参与合作，让大家共同从包容和可持续的角度实现合作共赢。

·打造亚太下一个“黄金三十年”，APEC能做些什么？

观察者网：您刚提到“印太战略”对APEC的冲击，这次美国一边举办APEC，一边召开由其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部长级会议。除了IPEF，亚太地区还有各种自由贸易协定（FTA）等，比如《美加墨自贸协定》，并且类似组织、协议还在不断增加和发展。在您看来，这些与APEC是互为补充，还是某种程度上存在竞争或干扰？

刘晨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从区域合作机制的类型划分，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约束性和非约束性两大类。APEC始终将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自身框架下的一个重要议题，因此你刚才提到的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衍生和发展，都是APEC在积极促进，并起到协调者的作用，让自贸协定之间平衡发展、相互促进，而不是产生封闭式贸易集团相互竞争的效果。

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我认为APEC发挥了驱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度发展的角色；另一方面，这些协定与APEC的自主自愿、灵活渐进、协商一致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模式，客观上形成了互补关系。成员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接受市场开放能力的高低，在APEC框架下采取制度舒适性更高的模式，参与基于自主自愿的开放；当条件成熟或具备能力时，再加入不同水平、不同大小的自贸协定。我认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冲突或相互竞争。

另一方面，APEC在设定2040年新愿景时，也将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贸易投资的重要方面；同时，将亚太自贸区作为一个最能体现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水平的中长期目标。也就是说，APEC现在要做的是解决亚太地区已存在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数量众多且标准不一的现状——这是一种类似“意大利面碗效应”的复杂局面。

通过亚太自贸区，它将构建一个涵盖整个亚太地区的高水平制度框架，较理想的模式是将现有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样的大型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各自平行发展路径，再通过融合对接或进一步扩员等方式实现亚太自贸区。

宁波舟山港北仑港区集装箱码头作业场景（资料图/新华社）

从这个角度来看，自贸协定能否健康发展乃至最终融合对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衡量APEC能否在2040年真正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换言之，我认为建成亚太自贸区应该是亚太共同体目标中最具代表性、最亮眼的成果。因此，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APEC与地区自贸协定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