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的视角来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作为减贫成就最突出的国家，本身就是一座超级理论富矿。而几位获奖者所从事的是中国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减贫研究，研究对象、国情等和我们差异很大，彼此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意义。所以，面对这些，我们还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服务于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很难找到所谓的普世标准。而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就存在着话语霸权的问题，而话语霸权本身又是世界霸权的一种映射。由于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我们处于落后的地位，在世界体系中的话语权相对较弱，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信有些不足。

事实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也正是因此，二战后发展经济学才有了如此广阔的应用空间。比如最早尝试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进行解释的是讷克斯，他提出了经典命题——一个国家因为穷所以穷，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资本都形成了恶性循环，两个方面的恶性循环又相互作用，形成了发展中国家难以突破的贫困陷阱，即“贫困的恶性循环”。纳尔逊揭示了贫困自我维系的另一种循环机制，根据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为人均收入处于维持生命或者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莱宾斯坦认为资本稀缺是阻碍欠发达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临界最小值”，认为欠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在于形成了低收入的稳定均衡，要打破这种均衡、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由刺激带来的提高收入的动力要比降低人均收入的阻力要大，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初始阶段大规模投资是必要的，是冲破“低水平均衡陷阱”的重要前提。

这些理论在研究上似乎成为了后来者不可逾越的大山，获得了非常高的引用和认可。这些理论更多聚焦欠发达国家发展困境中的资本要素。资本当然非常重要，发达国家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殖民掠夺、对外扩张以及对内压榨剥削实现了工业发展的资本积累，完成了现代化转型。但是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讲，这条道路不仅走不通，而且在发达国家塑造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处于劣势地位，只能被迫采用资源换资本，抑或是主权依附换投资等发展路径，最终还是受制于人。

从实际效用来看的话，尽管发展经济学一些研究者获得了极高的认可和荣誉，其中也不乏一些人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但是他们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诸多药方却鲜有成功。也正是因此，国内一些经济研究者时常感慨，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看起来逻辑完美，但是在指导发展中国家时屡屡失败。社会科学更应该坚持扎根于本土经验，而这才是最有生命力和价值的研究。

2016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村民吕有金家察看《扶贫手册》，了解扶贫措施落实情况。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依靠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反贫困道路。国家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保障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解决了温饱问题；在税收制度上废除了农业税费，强化了对“三农”的反哺力度；不断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障制度以及义务教育体系，为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构筑了一道又一道保障线和安全阀。在外部市场机会方面，国家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为劳动力也提供了更多样化就业岗位供给，农民可以自由地在全国劳动力市场择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增加提供了机会和空间。在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民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和通过代际接力方式进城的方式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渐进城镇化道路，避免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出现的“贫民窟”和政治社会动荡等问题。

随着我们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科学发展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期。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应该关注本土经验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服务于国家发展。而非盲目的膜拜西方，被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类的荣誉牵着鼻子走。

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拥有国际视野的比较与借鉴当然是好事，但是不假思索的奉行拿来主义则未免轻率，治大国如烹小鲜。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多元的声音，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的道路，岂能跪倒在拿来主义面前？！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能否成功，能否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仍然充满挑战。中国十三亿人口、拥有七亿农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很难直接借鉴发达国家的减贫和福利理念来建设国家。

中国的反贫困研究还是要警惕拿来主义，实事求是，扎根于本土经验，服务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大计！回归到诺贝尔奖的话题，面对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奖项，还是要正视差距，不断努力。而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类的荣誉，即便拿到了也并不代表着什么，即便没有拿也应以一颗平常心对待，踏踏实实做好研究，佛系心态以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