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成良】

当我们早已习惯了与诺贝尔奖绝缘的体质之后，2019年的经济学奖不禁让很多国人感到疑惑。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减贫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了70%，反贫困成就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作为减贫成就最突出的国家，竟然也无缘这次因减贫研究而获荣誉的经济学奖，岂不谬乎？此种疑虑使得今年的诺贝经济学奖获得了极大的话题性和关注度。

尽管诺贝尔奖在各种获奖荣誉中备受推崇，但是其含金量却存在较大差异。关于诺贝尔奖，一直存在着这种看法，如果将其分为两类：作为奖励给对人类自然科学进步作出突出贡献的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奖引起的争议很小，被认为含金量最高。相比之下，和平奖、文学奖以及后来设置的经济学奖却富有话题性和争议性，尤其是意识形态等因素总是萦绕其中，以至于和平奖获得者时不时能够让人大跌眼镜，文学奖让人尴尬，经济学奖被调侃为诺贝尔政治经济学奖。

这也难怪，就像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鸿沟一样，前者因为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性或可被验证性，很容易超越国界而获得同行认可。而社会科学研究则总是饱受代表性、价值倾向性的质疑，尽管社会科学的开创者倡导价值无涉，但是受研究对象、研究者经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做到真正的价值中立、用一把客观的标尺丈量复杂社会，无异于天方夜谭。

10月14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科学院，三名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照片显示在屏幕上。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回归到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们为减贫事业的努力还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但是客观地讲，如果以中国的减贫研究和经验为参照的话，几位获奖者的观点或者方法有何新颖或者独到之处，确实乏善可陈。中国的反贫困研究远比其中两位获奖者《贫穷的本质》一书呈现的更为丰富和有启发意义。

在转型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贫困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温饱意义上的绝对贫困转向了发展意义上的相对贫困。而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背景下，中国的贫困问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样态。所以在新时期，随着贫困治理任务的变化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央政府为了完成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在吸纳以往反贫困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反贫困政策进行了深度整合。以精准扶贫为代表的新时代反贫困战略更加注重对贫困人口的精确瞄准，其核心目的在于“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

在贫困治理对策方面，本轮贫困治理将教育脱贫、医疗保险和救助、住房保障、产业发展、最低生活保障等一系列举措纳入反贫困战略，形成了大扶贫体系，进一步弥合以往社会救助与扶贫开发两套相对独立运行的政策系统之间的裂隙，从更深层次提升贫困治理绩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精准扶贫不仅是综合性的反贫困政策，也是解决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的重要社会政策。

中国的政治体制便于通过动员各界力量来集中精力办大事，精准扶贫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其一，国家通过分解贫困治理任务、签署责任状确保将各项任务均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其二，通过政治动员，让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结成对口帮扶单位，强化对欠发达地区的资源输入力度；其三，通过行政动员等手段，让体制内干部下沉到基层，参与一线反贫困工作，强化基层治理能力；其四，通过广泛社会动员，企业、社会组织等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农村反贫困……

这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的重要经验，国家通过一系列动员手段及政策组合迅速强化了农村地区的治理能力，让精准扶贫政策落地有了一定基础。在政策实践中，由于精准扶贫是中西部地区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不仅能够集中较多的人力资源和政策资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特事特办、优先解决问题的权利，这些都保障了政策贯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回应，同时也便于政策灵活调整以适应复杂的基层实践。让最先进的治理理念在贫困地区落地，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通过政治体制的充分动员而变得可能，充分证明了中国政治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这些反贫困政策举措在减贫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是一些社会科学实验所无法比拟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几位获奖者的贡献和努力，我们承认并认可他们的研究，但是也不能因为没有拿奖就妄自菲薄，抑或失去自信。受制于评奖规则，比如有资格进行提名的1500人中大部分来自欧美国家，以及语言、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研究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和认可，因此在评奖中往往面临各种傲慢和偏见，处于劣势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就不值一提，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