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地方政府的政绩思维使合作社发展脱轨

除此之外，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的背后，地方政府也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自上而下的量化考核中，作为新型经营主体的合作社数量近年来被作为比较重要的考核指标，地方政府基于完成考核、治理创新等动机，往往通过行政压力、政策诱导等多种方式来增加本地合作社数量。因此，对于合作社成立的审查把关以及后续管理方面都很难做到位，这些为那些空壳化的合作社产生和延续创造了空间。

与此同时，在政绩思维的影响下，地方政府还会专门扶持一些合作社，通过打包资源、开通绿色通道等多种形式打造亮点工程。在此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难以成为可被借鉴的样本。不仅如此，因为过多的政策优惠以及行政干预，使其从发展的初始阶段就与市场脱轨，很难持续经营。

在四川某地农村调研，当地的跃进土地股份合作社一直被政府视为农业经营制度创新的标杆。在媒体报道中，2010年白云村30户农民发起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探索被描绘得像当年安徽小岗村分田壮举一般。

资料图：视觉中国

合作社发起者阿勇讲，当年他因为身体不好，无法在外继续打工，回家种田体力又不行，作为小组长就想在组里找几户人家一起互助生产，把土地集中在一起，各尽所能，取长补短。

当时农业生产存在三个困难：一是农忙时缺乏劳动力，年轻人在外面工作不一定能请到假，老人在家种田，雇工困难且不划算；二是农民缺乏防治病虫害有效手段，比较盲目，需要技术指导；三是田块细碎化、分散化，一些地方农业机械无法下田，全靠人力，比较麻烦。

阿勇的想法获得了当地农业部门的支持，农业部门的领导认为可以把规模再扩大一些，经过多番组织动员，小组30户人家共入股112亩土地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为了更好进行农业技术指导，农业部门派了一个农技站长做技术指导，帮助合作社运营、制定农业生产计划、协调生产项目等。

第一年分红时，村民分到了1128元/亩，觉得比自己种田还要划算，跃进土地股份合作社成为了农业经营制度创新亮点，其经验被大范围推广；第二年合作社种植规模扩大到了380亩地，涉及到周边几个小组的土地，当年分红1086元/亩；第三年分红1090元/亩；第四年是960元/亩；往后越来越低。

合作社规模虽然不断扩大，但是分红模式一直是两种：仅有最先加入的30户村民能够随着收益增减分红，其他后来加入的农民都只能拿到每年600元/亩的固定租金。以至于后加入的农民对此非常不满。

事实上，早期加入合作社的30户农民也觉得非常诧异。他们计算过生产成本，即使自己种植，不计算劳动力成本，每亩土地能够有800元收益都已经很不错了，更何况合作社还有那么多人工、农资投入。跃进合作社参加市里组织的经验交流会时，其他合作社理事长就问：“你们种的是金子？我们一年一亩田能赚二三百就不错了，你们怎么能分红那么多？”阿勇只能回答：“我们是先进合作社，可能领导比较照顾我们。”

资料图：视觉中国

其实作为理事长，他也一直心存疑惑：

“是不是政府把钱悄悄补贴进去了，要不怎么可能赚那么多，最开始在算收益的时候，把粮食和菌类的收益都算在一起，怎么都达不到1000元，最后分了是1128元/亩，这些多出来的钱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分红肯定是在贴钱，不知道是政府出的，还是他们从个人腰包里拿出来的。”

随着亮点工程名气的增大，跃进合作社与其成立之初的初衷越来越远。合作社的生产和经营都是由所谓的农业职业经理人来负责，越来越像是一家公司，大多数农民只能获得定期的租金，而且由于效益不好，租金也越来越低。

合作社理事会也被不断地边缘化，作为理事长的阿勇说：

“职业经理人就像地主一样，我们理事会的反而成为了打工的，合作社账目我们（理事会、监事会）都没有见过，就成了摆设，我们只能耍，等着经理人的安排。以往分红、调工都是由理事长经手安排，现在经理人找了总管、管理员，他们负责调工、派活，这些本来应该是由经理人来承担的任务，现在都由他的总管来做，经理人就像老板一样在背后指挥。”

政府补助跃进土地股份合作社两百多万元用于建造烘干房和购买设备，但需要合作社配套一部分资金，经理人则直接拿出配套资金，把烘干房直接建在了自己村子边，现在烘干房已经投入正常运营，但是和合作社没有什么关系。

从最初单纯的互助经营想法到见证一个与初心渐行渐远的亮点工程崛起，阿勇百感交集，他感叹道：

“合作社实际上都是国家拿钱贴出来的，但是这个钱所起到的效果并不大。国家现在是把一部分人扶持起来了，大部分人都没有扶起来，在原地踏步，一部分人甚至还在倒退。如果国家把钱补给农民像补给规模经营的合作社一样，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会更高，粮食产量会更好。面积大一点，难免会有疏忽，雇工管理中有磨洋工的现象，但是农民种自己的田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