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成良】

近日，《80%以上合作社沦为空壳？乡村振兴莫让形式主义带歪》一文引起了社会舆论对合作社的关注。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置从本质上来讲就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化形式，破解小农户和市场之间的对接难题，从而降低生产升本、提高应对市场的综合能力。

据农业农村部统计，从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来，截至2017年底，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了199.9万家，实有入社的农户超过1亿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6.8%。

资料图：东方IC

相当一部分合作社背离初衷

经历了野蛮生长阶段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被点名空壳化已不是新闻。笔者及所在团队连续多年的农村调查发现，真正符合农民合作理念、运行状况比较良好的合作社可谓是少之又少。

在河南北部某乡村调研，七十余岁的村党总支书记王某把持了村庄里的政治格局二十余年，在2018年的换届选举中，他再次当选村党总支书记。

他的儿子在村庄中经营的粮食购销公司前些年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事实上，所谓的合作社还是原来的粮食购销公司。因为原本农民在收割完粮食后多数会选择卖给他们家，这样合作社就借着从农民那里收粮的由头顺理成章地包装成了合作社。

在上级部门的视察过程中，父子二人指着村里的大片农田告诉领导，说这些都是社员种植的粮食。就这样，小农户辛勤劳作的成果被包装成合作社精心管理的成果。政府补助给合作社的农药、化肥等农资被合作社转卖给农民；补助给合作社的花生种子被他们拿来榨油，以更高附加值的形式转卖出去；补助给合作社价值上百万的粮食烘干设备也成为了其私人资产。

资料图：东方IC

以合作社的形式套取补贴的做法已屡见不鲜，村庄政治精英利用其优势地位进行利益寻租的做法使得国家惠农政策发生异化。

从理念上来看，合作组织的形式或许可以解决分散的小农户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因为难以与市场对接而处于弱势地位的问题。但是这些理念在落实过程中却出现了重重障碍，尤其是在国家政策补贴的诱导下，相当一部分合作社彻底背离了其初衷。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关键原因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是合作社的成立门槛比较低。

《合作社法》规定，有五名以上符合要求的成员，就可以提出申请成立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经营权、林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以及章程规定的其他方式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事实上，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草根组织，由于其面临的对象是分散的小农，在规则上其设置门槛不可能很高，否则将会把真正的小农排斥在外。成立门槛较低是合作社发展无法回避的矛盾，但是也由此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合作社从成立之初就缺乏有效发展的能力，为合作社的空壳化埋下伏笔。

第二是合作社的政策优惠比较多。

作为农村中需要培育的新型经营主体，国家基于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的考虑，在农民合作社的成立及运行过程中提供了非常多的优惠政策，比如在财政投入、税收减免、金融服务、产品认证、技术推广、人才培养、市场营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很多政策优惠。而这些政策优惠进一步刺激了农民申请合作社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得很多别有用心者利用政策漏洞来谋取利益。

第三是对合作社的监管手段比较少。

由于合作社的成立门槛很低，国家给予的政策优惠又比较多，这就刺激了大量合作社的产生。

虽然《合作社法》规定，向登记机关提供虚假登记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取得登记的，情节严重的可以撤销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吊销其营业执照；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依法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供的财务报告等材料中，作虚假记载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可以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但是，由于合作社的草根性特征，农民很难像公司经营那样按照严格的制度来操作，并且由于政府能力有限，也很难对这些庞大数量的合作社实施有效监管。所以很多合作社即使多年未经营，也依然存在于名单之上，这就产生了空壳化的既成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