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制造业外交》上来，何伟先生饶有兴味地描写了马院的地下停车场：

“马院设计时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停车场，因为如今很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买汽车。”

这句话我理解是特供给美国读者的，因为中国读者读着会有点摸不着头脑。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思想界的风向变过两三轮，马克思主义者买汽车早已不是新闻，况且中国现在买汽车的也不光是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再想，马克思主义反对买汽车吗？汽车只能由资产阶级买吗？中国读者看到这句话会有些尴尬，会觉得何伟先生既不了解马克思，也不了解当代中国。但如果把它看成“美国读者专供”，事情就容易理解得多了，剩下的就是一句“合理”，或者“妙哉”。

这个停车场最后还有重要作用，在《制造业外交》的结尾，何伟先生写道，他把自己的汽车命名为“我们的新冠病毒之车”，然后总把它停在马院的车库里。

写到这里我要批评两句了，四篇文章，从去年3月有些端着架子的质疑，到8月想象力丰富的感慨，到10月别有用心的批判性解读，再到今年类似口嗨格调稍显不高的命名法，从联想与想象的角度，文章质量上有明显的滑坡趋势，何伟先生生花妙笔里的那种隐晦变得越来越直白，不够漫不经心，不够举重若轻，不够美。这似乎暗示了作者（当然也可能是《纽约客》的编辑）心绪上的某种微妙变化。

批评归批评，何伟先生是有才的高智商作家，这点依旧毋庸置疑。

何伟先生似乎很喜欢在川大的孩子中间做调查，上文提了一个，《制造业外交》里又有了一个新的。这次，何伟先生问学生：你觉得2020年是好的一年还是坏的一年？

这个问题设置得实在是才华横溢，机关很深，经验丰富的美国记者的功力全都体现出来了。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孩子们要是回答是好年，这让读文章的美国读者们情何以堪；可2020年中国疫情控制得算是不错的，中国孩子要回答是坏年，又好像哪里不对。

不管孩子们答好答坏，都给何伟先生留足了发挥的空间，可以给美国读者交上满意的答卷。

我蓦地想起《纽约客》第二代驻华记者、普利策奖得主欧逸文（Evan Osnos）先生去年1月13日发在《纽约客》上的《打打谈谈（Fight Fight, Talk Talk）》。那篇文章里讲了两个二十多岁青年的故事。

《纽约客》专栏作者欧逸文（资料图）

一个出生在美国的华人，从小在白人社区长大，十岁左右母亲回北大任教，她在国内读了初高中，然后去了哈佛。这个青年说本科第二年有一门民主必修课，教授轮番上场，讲为什么民主是唯一正确的制度，这课听上去就像回到北京的高中上政治课。如今这个青年在北京工作，自诩是“中国派”，认为美国和尚念不了中国经，中国和尚也不要念美国经。

另一个土生土长的山西孩子，家里是做采矿机械生意的，他到华盛顿读预科、读本科，现在还在校园里。他自称到美国后接触了许多“新鲜的知识”，从此以后跟国内的老同学聊都聊不到一块了。这个青年现在是美国“自由空气”的坚定支持者。

欧逸文对第一个青年未置评论，对第二个青年大加赞赏，并且说美国应该珍惜第二种中国孩子的“天赋和野心”。

何伟先生所从事的工作，不正对应欧逸文先生的呼吁吗？何伟先生搞这么多饱含深意的课堂调查考验学生，又选拔了苗子，又给自己作文积累了素材，有的放矢，一举两得，高，实在是高。

当初《中国怎样控制了病毒》的译文在网上流传，很多朋友没有看原文，没能体会到何伟先生遣词造句中的微言大义，我记得某中文系知名教授评价过：“何伟是真正能在国际上为中国发声的朋友！”

这提醒我像何伟先生这样的记者，往往还有第二重身份，他们是向西方传递中国信息的“中国问题专家”。比如上文提到的欧逸文先生，他就被奥巴马亲自认证过，奥巴马曾给自己的女儿买欧逸文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籍，还向媒体推荐。

何伟与欧逸文先生，包括时常弄错翻译的魏玲玲女士以及深耕医疗领域的黄延中先生等，他们虽然和白邦瑞、章世敦、裴敏欣、余茂春诸先生不在一个级别上，但他们和白章裴余等先生确实组成了一个西方对华认知的生态圈。从上到下，从政治到文化，认识中国的一手资料，由他们垄断。

在《制造业外交》中，何伟先生提到了美中互相驱逐记者，他忧心忡忡地指出：

“对美国人来说，中国基本上是关闭的。一旦美国开始失去这小部分居住在中国的核心外交官、记者和商人，已经非常有限的关于中国的知识一定会变得更少。”

这句话颇可玩味。似乎何伟先生认为，只有“小部分外国人”有资格为美国揭开中国神秘的面纱，他更关心的似乎不是扩大中美民间的直接交流，而是维持包括他在内的“中介”的话语权。

让我站在美国的角度问一句，这种话语权真的对美国有利吗？

《制造业外交》里，何伟先生有一处对美国人玩弄信息差的地方，他说在中国，CNN的网站被封禁了，而谎话连篇的FOX却没有。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写，这个“发明性发现”很符合他的美国受众的偏好。那些美国读者又不会真的跑到中国来，然后发现百度搜索FOX和CNN，其实都能直接登录，两者之间并无所谓的“差别对待”。

1996年，和平队中国项目志愿者“China 3”，在北京紫禁城前，左下为作者何伟 （此图片版权©️何伟）

如果说何伟先生这个脏脏的小伎俩无伤大雅，那欧逸文先生去年的选择性叙事就不一定了。在《打打谈谈》中，欧逸文先生为证明“一带一路”不成功，描述了2018年马来西亚暂停相关项目的事件。问题是，《打打谈谈》以记叙2019年国庆大典起笔，2020年发表，欧逸文完全不提2019年7月马来西亚“一带一路”项目重启的事，仿佛它不存在一样。

欧逸文不仅是奥巴马认证的“中国问题专家”，还是去年大选前夜拜登最新传记的作者。这里面可以遐想的地方实在不少。

美国有多少针对中国的严肃分析是因为歪掉的一手资料而歪掉的？白邦瑞老爷子把视线都投到近千年前的《资治通鉴》上去了，独独忘了瞅瞅身边这帮后辈专家。

像何伟先生和欧逸文先生这种游走于两地的“非虚构写作者”（他们确实不虚构，只是会选择性记录），主打的其实是观点里的异域风情以及信息差。这碗饭现在是越来越难吃了。

总而言之，以最可靠的中介自居，自称对中国怀着“最真挚的感情”，用最妙的笔和最娴熟的技巧，写美国读者最爱看的中国故事，这是我对何伟先生、欧逸文先生以及其他为数不少的在华“外国友人”的印象。

这是一种风格，不由何伟先生专美，只是在他身上体现得格外淋漓尽致而已。

当何伟先生为迎合美国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而对事实进行裁剪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意识到，他这是在为我们播洒迷雾。从这个角度，我倒是很希望他这样的国际友人更多一些，更努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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