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林一五】

3月15日，美国著名的非虚构写作者、《纽约客》第一代驻华记者、如今在四川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合办的留学项目中任教的何伟（Peter Hessler）先生发新文章了，标题叫“制造业外交（Manufacturing Diplomacy）”。这是疫情爆发以来，何伟先生在《纽约客》上发的第四篇关于中国的长文。

文中有不少有趣的故事。

比如何伟先生考察了中国的经济复苏，他跑到义乌，有点惊悚地发现，那边的商人正在赶制“川普2024”的旗子，据说是来自美国的订单。

比如何伟先生采访了一家云南汽车配件商，得知他们的美国买家买了货以后，再三嘱咐他们不要在官网上公布自己品牌的名字。

又比如何伟先生浓墨重彩描写的一位成都鞋厂的李老板。李老板三十多岁，农民工家庭出身，川大毕业，现在的生意模式主要是把生产的鞋子贴上乱七八糟的商标，拿到美国亚马逊上卖掉。

这些牌子的名字都起得跟谜语一样——Zocavia、Zocania、Zonkim、Biacolum、Qansi、NYZNIA……

为什么取这些谜一般的名字？后文交代，原来这些缺少实际意义的字母组合在美国的商标办公室获批速度会比较快，成功率也高。

李老板在美国注册了七十多个商标，为什么这么多？把相同的鞋子贴上不同标牌同时销售算是好的商业选择吗？何伟先生采访了一位美国商业顾问，顾问解释说不要小瞧这些标签，不同的标签营造了一种“有选择的假象”，言下之意，美国朋友就喜欢这个调调。

熟悉何伟先生的朋友都知道，他尤其擅长找刁钻的角度发表语带双关的批评，也擅长为其忠实读者定制符合他们心理预期的匿名访谈。作为美国记者，何伟天赋极高，职业素养极强。所以，在读到“有选择的假象”时，我忍不住遐想，难道何伟先生这次打算真深刻一把，挪用天赋，给美国的“深层体制问题”开个玩笑？

事实证明是我想多了，何伟先生的热情仍旧全都浇灌在中国的社会和体制问题上。他最近的四篇文章，虽然一篇不如一篇，但初心没有改变。

比如去年3月30日的《成都封城生活（Life On Lockdown）》。当时英语世界的舆论环境，主要在讨论疫情与隐私的关系。何伟先生从小处着手，深入考察了自己家楼下的快递点，把邻居家的快递一一摸清，像4201的无线鼠标啦，301的文件柜啦，3802家小孩的南北朝诗选作业啦，凡此一二十项，全部登记在文中，顺应舆论潮流，卓有成效地塑造了中国防疫工作不尊重隐私的形象。

3月，那些充斥着电视银幕、电梯间、广告牌、楼道海报的教人如何正确佩戴口罩的广告，偏偏都完美地错过了何伟先生的眼睛，他直觉式地质疑，引经据典地用加缪的句子嘲讽口罩的作用。

何伟先生还找到了一个据说是武汉当地的医生，这个医生在疫情爆发初期食品和衣服恢复供应后对防疫工作提出了批评：

“我们基本的需求被满足了（至少食品和衣服充足）。现在让我想起我小时候计划经济的时代……几乎没有香烟、酒、茶、小吃、饮料或宠物食品。可能情况会变好吧，谁又知道呢？”

又比如8月17日的《中国怎样控制了病毒（How China Controlled The Virus）》里，何伟先生走在还没开学的四川大学校园内，看见了菜鸟智能快递机器人，这个机器人立刻让温柔敏感的何伟先生感应到了校园的荒凉，于是他马上联想到了“恐怖片的场景”，他还为自己想象中的恐怖片起了一个名字——“新冠的孩子”。

到了10月12日，何伟先生第三篇文章《被封的城（The Sealed City）》主要为方方女士辩护，在讴歌了方方女士的贡献之后，何伟先生忙里偷闲，带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参与建造火神山医院的工人师傅们。他找到一位匿名包工头，借包工头之口强调，“其实有许多工人逃走了”，而那些留下来的也算不上是英雄——“用‘祖国’号召他们是无用的”，虽然他们不是完全没有爱国热情，但是这些人肯留下来建造火神山，主要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在最新的这篇《制造业外交》中，何伟先生把目光投向了川大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虽然我到现在也还是懵懵懂懂的，没有特别理解李老板的球鞋和马院能扯上什么关系，但何伟先生把它们糅合在了一篇文章中，乍一看还严丝合缝，这种笔力不能不叫人佩服。

在特别指出了克林顿任内美国给了中国“永久贸易优惠”以及克林顿帮助中国加入WTO之后，何伟先生肯定了中国近些年取得的成就。他着重举了一个例子：根据The Lancet的数据，三十多年来中国青少年平均身高的增长领先世界，男孩排第一，女孩排第三。

看着教室里人高马大的男孩子们，何伟先生将他们跟川大马院的新大楼联系在了一起——“更大，更强，装扮得更漂亮”。

老实说，何伟先生对马院的态度众所周知，我不知道他这里是抱着怎样的心情将他的学生们与马院大楼类比。这段话让我想起《中国怎样控制了病毒》里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讲得是何伟先生在课堂上做了一个调查：你觉得你将来的生活会比你父母过得好，还是过得糟？据何伟先生所说，全班五十几个人，只有三个学生说“过得糟”，然后何伟先生花了许多笔墨，重点描写这三个学生中他格外偏爱的一个女生，如何聪慧，如何有行动力，如何远超同侪。

我一直觉得何伟先生在写给美国读者的文章中，对他在川大的大部分学生，态度有些暧昧，有点隔阂，有点轻视。